第三节商业、货币和物价899

 P916西汉时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在武帝以前。至汉武帝时代曾利用商人管理经济，如商人家庭出身的孔仅、桑弘羊成为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人。宣帝时，关中富商田延年也当了大将军霍光的幕僚。商人的地位当然已有改变。此后，官僚、地主、商人逐渐结合为一体。所以才出现“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汉书·匡张孔马传》）的丞相张禹。《盐铁论·本议》中，记载有大夫“…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宝货绝”的言论。说明对商人的看法也有改变，但在整个西汉时代抑商政策是没有根本改变的。尽管《盐铁论》中记载大夫有上述的言论，但文学之士反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言论毕竟还是占上风的，就是大夫在强调商业重要性时，也不能不一再说明政府的抑商政策是不变的，如“御史曰：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盐铁论·轻重》），“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这类言论不胜枚举。可见，西汉一代抑商的根本方针是没有变化的。然而，到东汉一代，不仅没有实行如同西汉时代那样打击商业和商人的政策，而且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从根本上起了变化。如自商鞅变法以来，“商”一直被视为“末业”，“重农抑商”与“重本抑末”是一个意思。但到东汉时代许多人已认为“商”不应属于“末业”，而对“重本抑末”的解释也起了变化，如王符在《潜夫论》中说：“凡为人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显然，在这里王符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传统看法，而认为农、工、商三者各有其本，也各有其末，并不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这种看法正是东汉以来“抑商”政策的改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