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的《魏书》：到底是秽史还是良史？

《魏书》书影
《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为北朝少数民族国家所作的断代史，其作者是北齐时的史学家魏收。这部书非常独特，自其成书之后，就不断遭受时人和后人的非议，被冠以“秽史”（指记载不实的史书）之名，甚至一度被修改。一直到清朝时，官方舆论和社会上的历史学家都没有对此书达成定论。这在皇皇二十四史之中，是极为少见的。
一、魏收其人
《魏书》的曲折命运，与它的作者魏收是分不开的。魏收是由北魏入北齐的人，其人性格出脱，猜狂偏狭，学识渊博，经历丰富，极富争议。世人对《魏书》的非议，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者魏收的人品引发的。
当魏收弱冠之际，正是北魏末年战火纷起、武人当道之时。魏收起初想习武，但天生不是这块料，练习舞戟时，被荥阳人郑伯献嘲笑，后来便弃武从文，发奋读书。后来，其才学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时人誉之为“三才”。
魏收比温、那二人的学术与文化功底更深，而且头脑特别敏捷，作文非常快。他在二十六岁时便为北魏作《封禅书》，下笔近千字，不打草稿，随笔写成，时人颇为惊讶。他因此被召入朝中担任中书舍人，主要负责诏旨和重要文书笔杆子需要强大的思维逻辑与综合性信息来源作支撑，因此笔杆子通常是一起草。
笔杆子需要强大的思维逻辑与综合性信息来源作支撑，因此笔杆子通常是一个集团的智囊。魏收的才学也不止于文学，北魏末年动乱频发，他一直留心观察世事，具有一定政治预见力。534年，北魏孝武帝与相国高欢互相提防、猜忌，在洛阳大治兵甲，孝武帝企图与高欢兵戎相见。魏收对孝武帝的色厉内往洞若观火，于是托疾辞官。后来孝武帝果然被高欢击败，狼狈逃入关中。魏帝近臣多有因站队错误或转身不及时而被牵累的，魏收得免一场大祸。
534年年底，高欢扶立元善见建立东魏。魏收投靠了高欢，在高欢的军中担任主簿。魏收本想靠才学脱颖而出，但事与愿违，高欢帐下人才济济，魏收一直很不如意。几经挫折后，在高澄心腹崔遏的推荐下，魏收转任散骑常侍，专修魏朝国史。
北魏一朝十分重视国史修撰。拓跋鲜卑对国史的重视，大概与北魏力求正朔、彰显法统之正有关。
早在立国之初，邓渊就编写了《国记》，记录拓跋鲜卑在代北草原的历史；明元、太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崔浩又编修了《国史》；孝文帝于487年又令李彪、崔光按照纪传体之例，将编年体的《国记》重新编修；宣武帝时代，文武兼备的名臣邢峦还牵头撰写了《孝文起居注》，后来崔光、王遵业又续写了宣武、孝明二帝的起居注。“三才”之一温子升撰写了《孝庄纪》。
可以说，北魏国初以来的历史记录，做到了代代有承、资料翔实。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重史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史馆，攒集大量资料，为魏收写魏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魏承相高欢曾对魏收戏称：“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东魏、北齐开国诸勋贵虽然大多出身伦荒，但一如北魏时期，对修史著册之事非常重视，许多人都向魏收馈赠礼品，好让魏收在史传中为自己的先人多多美言。魏收大多来者不拒，并借此与勋贵交结。殊不知，正是因为此事，《魏书》在真实层面蒙上了阴影。
北齐正式建立后，文宣帝高洋同样对修著《魏书》十分重视，他曾亲自勉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此言指魏太武帝拓跋春当年兴“国史之狱”杀崔浩一事。在文宣帝大力支持下，国史馆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宗室重臣高隆之监修，魏收、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参与具体编写工作。
高隆之只是挂名，其余房、辛诸人要么是政府官员兼理，要么是儒学之士只能润色文字，在史学方面，主要靠魏收一人。《魏书》主要是魏收执笔完成的，故而后世评论《魏书》的是非良劣，也都指向魏收本人。
到554年，历经三年时间，魏收完成了《魏书》基本内容的撰写，共十二本纪、九十八列传；同年十一月，又增补了二十卷志，合计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魏书》。
二、李百药强烈指责《魏书》为“秽史”
《魏书》在修成之日就遭到大量的指责，意见主要集中在其作者魏收人品不端、史德歪曲，对基本史实记叙不实，等等。
例如，《北齐书》中记录了一些情况：魏收性格急躁、偏激，与魏收有怨者，魏收就故意在史书中隐其善、彰其恶，把人写得很坏。魏收甚至放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由于北魏很多世家子弟都在东魏、北齐继续当官，史书中的许多人物都与时人有关，现实与历史联系过紧，多少会影响史书的客观性。魏收本就处于嫌疑之地，还说出这种话来，确实令人怀疑《魏书》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
《北齐书》还记载了两个实例。
第一个，魏收修撰国史，得到过阳休之的帮助，因此，魏收感谢阻休之，表态一定给他家写一个“佳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在北魏做官时，因为贪虑百姓被中刷李平弹幼获罪。但魏收却称赞阳固“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还黑白颜倒地说“李平深相敬重”。
第二个，关于尔朱荣。尔朱荣是北魏的掘墓人，曾制造过河阴之变这样的惨案，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但魏收为尔朱荣作传时，却有过这样的描述：“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也就是说，若论良好的道德品行，尔朱荣灭灵太后、重立庄帝的作为，甚至比废昏立明的伊尹、霍光还要贤明。魏收为什么有这样的昏话呢？就因为魏收收了尔朱荣儿子的贿赂，所以才在史书中明目张胆地曲笔。
这些实例真实性如何呢？我们后文再说。先看看当时的《魏书》及魏收的遭遇。
北齐文宣帝高洋面对大量勋贵、世家子弟的强烈指责，出于维护权威的考虑，以“谤史”的罪名惩治了一些人，但仍然改变不了物议沸腾的局面。于是，文宣帝改变策略，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在尚书省开设辩论会，由魏收一一解答大众的质疑。消息一传开，犹如捅了马蜂窝，竟然有一百多人前来辩论。有的说魏收少写了祖先的职位，有的说自己家功劳那么大却进不了列传，有的说魏收对他们的祖先随意贬低。
魏收施展浑身解数，一一结合史实回答。怎奈人多嘴杂，魏收敌不住众多世家子弟的激烈反驳，后来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无底线对骂。魏收不胜其岔，向文宣帝高洋转奏，说这帮人不是来给史书提建议的，纯粹是来找事的，请皇帝下诏治罪。
文宣帝虽然是残忍好杀之人，但面对如此众多的非难、质疑，也不由得踌踏不定，不敢再公然支持魏收、惩治谤史者。北齐左仆射杨惜、右仆射高德正都与魏收有亲成关系，魏收在史书中为两人都作了佳传，两位大臣身处瓜田李下，也不愿再把事态扩大，于是索性和稀泥，建议文宣帝不要再公开讨论此事。
但事情远远没有终止，社会上对魏收的意见一直很大，纷纷指斥《魏书》为秽史。到了孝昭、武成两朝，议论仍然持续。武成帝亲自过问，魏收无奈，只好屈从众议，把几个争议最大的列传，如崔绰、卢同等人调整了次序，把杨憎祖上是弘农杨氏的说法，改成杨憎自己的说法，不一而足。
唐人李百药记录这些史实，明显也带上了一些感情色彩，把“秽史”的说法写进《北齐书·魏收传》，从此给魏收扣上了一顶再也摘不掉的负面帽子。
那么，这些指责都成立吗？
三、原因在政治而不在史学
要评价一本史书好不好，核心标准是史料是否真实、翔实、客观。司马迁作《史记》之所以名垂千古，除了他在史学著作领域开创性的功劳外，更多地在于他著史讲究客观公正，不以主观色彩裁减史料，让后人尽可能公平地看到历史的真实模样——当然，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太史公的可贵之处是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做了最大化的努力。
而《魏书》遭到的诸多非议，并没有集中在史实本身。换言之，大众基本上承认魏收所作之史是符合史实的。从这一点看，魏收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一位合格的史官。
那么非议集中在哪儿呢？在记叙方式上。
就以李百药所记的阳休之事件为例，时人指责魏收黑白颠倒。其实参照《北史·阳固传》来看，所谓阳固贪虐之罪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阳固是因得罪中尉王显而被诬陷。《北史》作者是唐人李延寿，李延寿与阳休之没有任何瓜葛，他没必要为阳休之的祖先隐恶扬善。魏收的论点其实是没有立场问题的。
尔朱荣的问题也值得商椎。李百药认为魏收给这个恶魔说好话，但魏收并没有隐藏任何尔朱荣的恶行，河阴之变的过程魏收写得清清楚楚，对尔朱荣效法北魏皇族铸金像、以求取代北魏，也都做了客观的描述，这一点连李百药也难以否认。至于最后那句伊、霍之论，其实只是假设性的泛泛之论，并没有说尔朱荣就是伊、霍。如果掀住这一句假设的话而认定魏收是赞扬尔朱荣，未免太不讲逻辑。
魏收修改关于杨悟的家世出身，也并非没有依据。杨惜出身弘农杨氏，其父辈杨播、杨棒、杨津三兄弟在北魏时事迹昭然，是如假包换的弘农杨氏正支。魏收在武成帝时代，被迫把杨氏的地望改成杨氏自己说的，其真正原因是在孝昭帝废济南王高殷事件中，高殷的支持者杨憎被诛杀，进了政治黑名单。
也就是说，所谓的秽史，所谓的魏收受贿、随意褒贬，都是可以找到推翻的证据的。
那么引发广泛争议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利益。政治左右了对相去不远的历史的编撰。
东魏至北齐时期，门第观念十分盛行。这种观念并非只是名号上的虚荣，而是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简言之，门第高、勋位高者，在通婚、选官、占田、免役方面都有极大的特权，越高者特权越大。所以，时人十分重视祖上的名号、官位，先人的身份越高贵，活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偏偏魏收作《魏书》，很喜欢把北魏以来的世族豪门合起来写，例如有关杨惰的传中，杨惰的伯、叔满门二十八人，都列入一个传，何人何时担任何职记得清清楚楚。北魏末年变乱，官方记录的世族谱系多有断绝，祖上是什么爵位，本来全凭当事人自己说了算，魏收这么一梳理，等于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于是，官位被写低了的固然群起而攻之，即使写的是正确的，活着的人觉得不利于自己的提升，也会去要求魏收改写。这是时人非议《魏书》的根本原因。
但《魏书》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未随北齐之亡而止。隋唐以后，直至清朝，《魏书》所论的人物及其子孙早已消散于历史尘埃，隔了那么多代，死人再也影响不了活人半分，为何还会有人指责《魏书》为秽史呢？
四、法统之争
北齐灭亡后，对《魏书》的非议又转到一个新方向，即法统问题。
从魏晋到隋唐，王朝的法统，或者说是正朔，出现了巨大争议。
原本秦、汉、魏、晋传下来的皇统，与北朝新兴的皇统，出现了分歧。魏晋法统经由东晋至南朝，最终传到陈朝便停止了；而北朝则因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传到西魏、北周、隋朝，形成了一个新正朔。隋朝并不承认陈朝的正朔，这个好理解，毕竟南朝被灭了，但北朝内部却产生了问题。
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魏都争着说自己是北魏的正摘。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齐、周二国又围绕正朔问题相争。当然，正朔之正与不正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北周灭亡北齐之后，东魏是不是北魏正摘，全由北周说了算。
隋朝取代北周，唐朝继承隋朝，都在不断强调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是一个合法的正朔传承。
但魏收作的《魏书》，作为北魏唯一官方、权威的史书，却以东魏为正朔，以西魏为僧伪。魏收有这样的立场再正常不过，他是东魏、北齐的臣子，自然以东为正、以西为伪。隋朝立国后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的《魏书》如果留存于世，岂不是把周、隋法统不正公之于世？为了统一政治立场，隋文帝令魏溏另撰
《魏书》，改以西魏为正统，以东魏为僭伪。
唐初组织修撰晋朝以来的诸朝历史，也秉承这样的理念。唐高祖命人重新修撰前代史书，包括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参与北魏史编修的先后有萧璃、王敬业、殷闻礼等人，但修来修去，并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后来太宗再次询问臣子，能不能重新修北魏史，得到的反馈是魏收、魏澹两家所著《魏书》“已为详备”，没有重修的必要了。
从这个反馈看，魏收所著之史是不成问题的。
但李百药著《北齐书》时，却不加详辨地把北齐时关于《魏书》的争论全部写到《魏收传》中，并片面地把私德同史学著作混为一谈，导致后人据其言论对魏收形成极为负面的评价。
唐人刘知几在其名作《史通》中因循李百药的看法，说魏书是“党齐毁魏”，质疑魏收著史的根本态度有问题；宋人刘邻、刘恕继承了李氏、刘氏的看法；此后秽史的说法越来越固化，清朝大史学家赵翼也认定了这种说法，但他似乎把秽的依据更多定在了曲笔上，这就又偏离了事实，把曲笔和秽史混为一谈。
魏收固然对尔朱荣、高欢有所回护，这从史德上来说是无可辩驳的错误，但魏收之曲笔并没有包含贿赂、人情、主观好恶等秽迹，称之为秽史是颇为勉强的。
当然，认识到魏收《魏书》价值的也大有人在。北齐文士陆操就曾对杨惰说，《魏书》“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魏收开创的把一族之人合传的体例，确实有一定道理。
唐人李延寿对魏收非常推崇，并效仿他的写法，在《南史》《北史》中都以家族合传的写法进行编寡。清人王鸣盛的看法或许最逼近真相。王鸣盛说，魏收的史学水平虽然不是太高，但并不居于诸史之下。虽然魏收屡被非议，但千载之后，其他版本的《魏书》都已失传，唯有魏收的流传下来，到底是好是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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