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奇妙的创新

在还没有找到特定学术方向的时候，他们总是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管它是经典著作还是通俗读物。有兴趣了，就读下去；乏味了，就丢下来。

更有趣的是，每一本书，总是会通向很多别的书。它们既是目的，也是道路；既是道路，也是路标。
原来知识世界不是一座由低到高的山峰，也不存在什么登山的唯一道路。就像我在前言提到的，知识世界是一张网。从一个节点可以随时跳到另一个节点，每一本书都和无数的书相关联。在此地碰上的，在别处仍可重逢；在此时错过的，在彼时仍可偶遇。
“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营养，它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成长。不要害怕影响，所有的影响，只会让你越来越像你自己，而不是像别人。”是的。让精彩的人物充分影响自己，我们只会越来越像自己，而不会像别人。
一般我们认为，所谓“纪传体”，“本纪”部分写的是帝王传记，“世家”部分写的是诸侯传记，“列传”部分写的是个人传记。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

但是有一次，战略学者王鼎杰跟我聊起《史记》，他说，这是对司马迁本意的窄化理解。他认为——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

三种篇目合起来，就是中华文明主干、枝条和果实的一张全景图。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学习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更要知道他如果处在我当前的情境下会怎么选择。鲍鹏山老师有句话说得好：“读孔子，问题不是孔子是怎么说的，怎么想的，孔子他老人家不在了。而是在我们面对的一切公共事务里面，我们要有能力判断孔子如果在这个处境下，他会站在哪儿，然后我们走过去，和他站在一起。”
所以，《塞拉菲尼抄本》暴露了所有“怪谈”书籍的困境：越是离奇的想象，就越是暴露了想象力的边界；越是想脱离地面，反而越是显现出地心引力的强大。
传闻不知真假。但万维钢老师确实说过一句话：“网络小说是这一代中国人的重大文化成就，我们很可能已经找到了给读者制造爽感的终极公式。”那这个公式是什么呢？我自己也曾是网络小说的资深读者，觉得这个公式应该可以写成：

爽感=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成长路径+金手指作弊。
在狂读网络小说的那几年里，我既得到了巨大的爽感，也进行了沉痛的反省。它们像一面面镜子，让我们窥见了自己人性中的缺陷。

对照上面的“爽感公式”，可知：

第一，我隐隐然在贪图一个确切的目标，而懒于自己去设定人生的议程；

第二，我隐隐然在希望按照公认的台阶向上攀登，而懒于自己去探索更好的方法；

第三，我隐隐然在期待捷径。

知道了自己最容易被什么蛊惑，也就知道了如何去补上bug（漏洞）。
大脑是生物学的奇迹。但就像我们其他部位一样，它喜欢偷懒，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为此，大脑会给某些进程降格，甚至索性跳过某些进程，以节省精力。这意味着大脑总喜欢走捷径，免得考虑每一个细节。在现实生活中，大脑会敷衍塞责，导致我们每天犯错误。

——〔美〕彼得·霍林斯：《思维模型》
无论任何流派的文学，在各种奇巧变幻、怪诞荒唐等对现实的变形的描写背后，是社会生活的原形，是历史和时代的脉搏在跳动，是人性的强烈表现。文学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映人类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认知，书写人类的恐惧和希望。

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反映现实，作家需要借助“幻想”。世界上最虚幻、最富有幻想的事情，往往是真实的事情，而看起来虚幻的道理，往往是至真的道理。

——莫言：《幻想与现实》，载《散文海外版》2021年第12期
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

”山岗将山峰的袜子脱掉后，就揭开锅盖，往山峰脚心上涂烧烂了的肉骨头。

那条小狗此刻闻到香味马上跑了过来。

小狗贪婪地用舌头舔着山峰赤裸的脚底。

他脖子拉直了哈哈乱笑。狗舔脚底的奇痒使他笑得连呼吸的空隙都快没有了。

山岗一直亲切地看着他，现在山岗这样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山峰回答他的是笑声，现在山峰的笑声里出现了打嗝。所以那笑声像一口一口从嘴中抖出来似的，每抖一口他都微微吸进一点氧气。那打嗝的声音有点像在操场里发出的哨子声，节奏鲜明嘹亮。

山岗继续说：“你高兴得连呼吸都不需要了。”

于是山岗又走到那只锅子旁，揭开盖子往里抓了一把，又涂在了山峰的脚底。那条狗立刻扑了上去继续舔了。

山峰这次不再哈哈大笑，他耷拉着脑袋“呜呜”地笑着，那声音像是深更半夜刮进胡同里来的风声。声音越拉越长，都快没有间隙了。然而不久之后山峰的脑袋突然昂起，那笑声像是爆炸似的疯狂地响了起来。这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随后戛然而止。山峰的脑袋猛然摔了下去，摔在胸前像是挂在了那里。

——余华：《现实一种》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越是晚近的严肃文学创作，就越脱离现实，越带有“怪谈”的特征？即使说的是人间事，也往往会使用一种人间难懂的语言？
这些经典严肃文学的任务，是要从原有的、习惯的、熟悉的文学表达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广阔，但是很陌生的新世界，要么是在语言方式上，要么是在叙事结构上，要么是在问题意识上，多少得有些突破。
老公出轨，老婆竟然如此平静。老公回来，老婆依然如此平静。当整个人类文明陷入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时，爱情在社会中的位置居然被如此边缘化了。

用刘慈欣的话来说，“在这个时代，死亡的威胁和逃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关注，渐渐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在我们农耕民族的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记载：当灾荒袭来的时候，老人先去赴死，把活命的机会留给年轻的儿孙。但那毕竟是非常时代的伦理悲剧。而当整个人类面对生存危机时，老人先死，竟然被如此制度化地安排了。
科幻文学是唯一一个考虑人类终极目标的文学，这是它的价值所在。这也是科幻文学当中政治观丰富多彩，社会图像丰富多彩，而且它对社会图像又采取很宽容的态度的原因。

如果能跳过当下，直接一眼看到文明的尽头，彼时的社会景观会不会吓我们一跳？在很多篇小说里，刘慈欣都在做这样的设定和推演。
从历史意义来说，火药时代敲响了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的丧钟。

如果说匈奴人给欧洲带来的马镫导致了骑士制度的诞生，那么蒙古人给欧洲带来的火药却使骑士制度走向消亡。就连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承认，枪炮的发明，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封建骑士虽然穿着精致闪亮的盔甲，却无法抵挡平民一颗滑膛枪的铅弹。

——杜君立：《历史的细节（卷四）：火药、枪炮与革命》
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当时面对的是两个君主国。君主把国家看成自己的私产，一场仗打输了，止损认赔就是了。

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雏形。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任何人的私产。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谁都不能替中国人做主，把土地和主权拱手让人。这就注定，日本和那时的中国打仗，只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死斗。
第一个理由是一个信念：上帝创造世界，一定不会用复杂的规则。如果各个学科分头发现的规律不一样，那说明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兜里真正的底牌。
人类的错误分两种：“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前者是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知识而犯下的错误；后者是我们掌握了正确知识，却没有正确使用知识而犯下的错误。后者是不可原谅的。
在一个复杂系统里，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大概率其他地方也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多有力度的洞察？
所以，法律行业就有一个天大的两难困境：既要让法律有权威，又不能让具体的个人独自面对那么大的责任，怎么办？

法律行业的办法是——“甩锅”，也就是推卸责任。当然，“法律不是简单地推卸责任，而是把它制度化，把决定推给公认的、无可辩驳的权威力量”，比如神秘力量、程序或者集体人格。
运动员对个人天赋、技术和身体能力的了解，是极其细致的。

在深入这个项目之前，他早已全方位地发掘过自己：是协调力好还是核心强？更擅长耐力还是爆发力？个人能力突出还是擅长团队合作？体能极限在哪里？每天早晨醒来，运动员都要重新了解自己当日的身体状况，做基本测试。当然，每天早上醒来后，他都要再次明确自己在整个运动项目中的排名，他需要知道全世界这个项目最强的人有多强，在亚洲最强的有多强，在中国最强的有多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有多强。

那么，当你要向运动员学习如何应对和逾越生存时间时，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了解自己吗？

当你感觉自己被困住，毫无头绪时，你应该做什么呢？你至少应该先分析一下自己的优劣势：

·我处在行业或领域中的什么位置？

·我的天赋是什么？核心能力是什么？如何发挥？

·我与同领域的顶尖选手相比，短板在哪里？如何弥补？

·我的能力和热爱是否与行业匹配？

·我是否获得了这个阶段的正面评价？

对自身水准了解得越透彻，你对自己才会越苛刻。

——王潇：《五种时间》
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这个学生说，我这片子不用编。说完，他就拎着摄影机，弯着腰，在校园的核桃林里跑了一圈。第二天，他把这个片子交上去，命名为《狗眼看世界》，居然得了当年的作业大奖。
这时候，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的那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年轻人在纽克尔恩这个德国最著名的贫民居住区的运河上划皮划艇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俱乐部为此会定期去纽克尔恩区（贫民区）的各所学校做宣传。让11到13岁的孩子观摩影片，还在训练机上测试他们的力量。但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在一个星期后打退堂鼓离开。而坚持下来的少数几个也会在一两个月之后被送回家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交不起俱乐部会费？

“原因不是这个。”这位负责人变得吞吞吐吐，显然他对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感觉有些尴尬，“我越来越觉得，如今的下层阶级不适合参加皮划艇运动。”

在皮划艇运动中绝不允许有人任性而为。八个人中只要是有一人扰乱了全队的节奏，整船人都得掉进水里。一个队员缺席训练，其他的人就只能在岸上无所事事。赫尔曼说：“让人寒心的是，这些孩子虽然有意愿，但他们确实没法做到。”

——〔德〕瓦尔特·伍伦韦伯：《反社会的人》
要是没有《反社会的人》这样的作品，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德国穷人街区的真实图景。钱似乎不是唯一的原因。事情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得多。
它们只是把真实社会的原生复杂性摊开给读者看。看多了之后，对现实的敬畏感会一点点地在我们心里滋生出来，从此，我们对不了解的事物不再敢妄下断言。
但是读了太多“道理分明”的书，反而容易把自己的头脑格式化为黑白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