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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爸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里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盖住头，但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妈妈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见到我的妈妈，我还有一长串问题要她解答呢。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诉我的。他说爸爸亲自设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劝他别犯傻，雇个建筑师得了。当然，爸爸拒绝了，人们大摇其头，对爸爸的顽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们又开始摇头了，不过这次是带着敬畏，对他成功的法门称赞不已。恤孤院楼高两层，位于喀布尔河南岸，在雅德梅湾大道旁边，所耗资费均由父亲自己支付。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
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就是馕饼夹着肉丸和腌黄瓜。湖水澄蓝，波平如镜，阳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辉。每逢周五，总有很多家庭到湖边，在阳光下度过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儿只有我们——爸爸和我，还有几个留着胡子和长发的游客，我听说他们叫“嬉皮士”。他们坐在码头上，手里拿着钓鱼竿，脚板在水里晃荡。我问爸爸，为什么那些人留着长头发，但爸爸没有回答，只哼了一声。他正准备翌日的演讲，翻阅着一叠手稿，不时用铅笔做些记号。我吃一口鸡蛋，告诉爸爸，学校里面有个男孩说，要是吃下鸡蛋壳，就得将它尿出来。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声。我咬一口夹饼。有个黄头发的游客放声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后背。远处，在湖那边，一辆卡车蹒跚着转过山路的拐角处，它的观后镜反射出闪闪的阳光。“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说。和风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抬头，告诉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没有来客多。很多人只好站着观看落成庆典。那天刮风，新建筑的大门外面搭了个礼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后面。爸爸身穿绿色套装，头戴羔羊皮帽。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人们开怀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爸爸演讲结束的时候，大家站起来，欢呼致意，掌声经久不息。接着，来宾与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头发，也跟我握手。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骄傲。
虽说爸爸事业兴旺，人们总是说三道四。他们说爸爸没有经商的天分，应该像爷爷那样专研法律。所以爸爸证明他们统统错了：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成了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爸爸和拉辛汗创办了一家日进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两家药房，还有一家餐厅。当时人们嘲弄爸爸，说他不可能有桩好婚事——毕竟他没有皇族血统，但他娶了我妈妈，索菲亚·阿卡拉米。妈妈受过良好教育，无论人品还是外貌，都被公认是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Farsi，现代波斯语）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上伊斯兰课的毛拉叫法修拉，个子矮小粗壮，脸上满是青春痘的疤痕，声音嘶哑。他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施天课的益处，还有朝觐的责任。他还教给我们每天五次礼拜的复杂仪式，要我们背诵《可兰经》。他从不替我们翻译经文，总是强调——有时还会用上一根柳树条——我们必须准确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听得更清楚。一天，他说在伊斯兰教义里面，喝酒是极大的罪过，那些嗜酒的家伙将会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审判日）得到惩罚。当年喀布尔饮酒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人会公然加以谴责。不过那些爱小酌几杯的阿富汗人也只敢阳奉阴违，从不在公开场合喝酒。人们把烈酒称为“药”，到特定的“药店”购买，用棕色纸袋包着。他们将袋子扎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时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为知道这些商店在兜售什么玩意的人可不少。
“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所有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发笑。“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说，“够了，不说这个了。你问我对罪行的看法，我会告诉你。你在听吗？”“很好，”爸爸说，但眼睛仍透露出怀疑的神色，“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我懂。爸爸六岁那年，有个窃贼在深夜溜进爷爷的房子。我的爷爷，一个万众景仰的法官，发现了他，但那个贼割开他的喉咙，立刻要了他的命——夺走了爸爸的父亲。翌日午前，当地居民抓住了那个凶手，人们发现他是来自昆都士地区的流浪汉。在午后祈祷仪式开始之前两个小时，凶手被吊死在橡树上。告诉我这件往事的，不是爸爸，而是拉辛汗。我总是从他人口里得知爸爸的事情。“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爸爸说，“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吗？”我发现爸爸痛击窃贼这个主意让我既兴奋又害怕。“我明白，爸爸。”“如果说有什么真主的话，我希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来关注我喝烈酒。好了，下去吧。说了这么多关于罪行的看法，我又渴了。”
我看着他在吧台斟满酒杯，心里想着，要再过多久我们才能再次这样交谈呢？因为真相摆在那儿，我总觉得爸爸多少有点恨我。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不是吗？我所能做的，至少应该是试图变得更像他一点。但我没有变得像他，一点都没有。
当然，跟诗人结婚是一回事，但生个喜欢埋首诗书多过打猎的儿子……这么说吧，那可不是爸爸所希望看到的，我想。真正的男人不看诗——真主也禁止他们创作呢。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孩——应该像爸爸小时候那样踢足球去，那才是值得付出热情的玩意儿。1970年，爸爸暂停了恤孤院的工程，飞往德黑兰，在那儿停留一个月：由于阿富汗当时还没有电视，他只好去那边看世界杯足球赛。为了激起我对足球的热情，他替我报名参加球队。但我这个可怜虫变成球队的负担，不是传丢了球，就是愚蠢地挡住队友的进攻路线。我瘦弱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在球场上奔跑，声嘶力竭，球却不会滚到我脚下来。我越是喊得起劲，双手在头顶尽力挥舞，高声大喊：“传给我，传给我！”队友越是对我视若不见。但爸爸从不放弃。等到他没有将任何运动天分遗传给我的事实昭然若揭之后，他又开始试着把我变成一个热情的观众。当然，我能做得到，不是吗？我尽量装得兴致勃勃。我跟他一起，每逢喀布尔队跟坎大哈队比赛，就大喊大叫；每逢我们的球队遭到判罚，就咒骂裁判。但爸爸察觉到我并非真心实意，只好黯然放弃，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他的儿子非但不喜欢玩足球，连当观众也心不在焉。
我记得有个新年，爸爸带我去看一年一度的比武竞赛。比武竞赛在春季的第一天举行，至今仍是阿富汗举国热爱的赛事。技艺精熟的骑士通常会得到大亨的赞助，他必须在混战中夺得一只屠宰后的羊或牛，驮着它全速绕看台疾跑，然后将其丢进得分圈。在他后面，会有另外一群骑士追逐着他，竭尽所能——脚踢、手抓、鞭打、拳击——试图将牛羊夺过来。那天，骑士在战场上高声叫喊，横冲直撞，激起重重尘雾；观众则沸反盈天，兴奋异常；马蹄得得，震得大地抖动。我们坐在看台的座位上，看着那些骑士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他们的坐骑则白沫横飞。
爸爸指着某个人：“阿米尔，你看到坐在那边的家伙吗，身边围着很多人那个？”我说：“看到了”。“那是亨利·基辛格。”“哦。”我不知道基辛格是何许人，兴许随口问了。但在那个关头，我见到一件恐怖的事情：有个骑士从鞍上跌落，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的身体像个布娃娃，在马蹄飞舞间被拉来扯去。马队飞奔而过，他终于跌落下来，抽搐了一下，便再也没有动弹；他的双腿弯曲成不自然的角度，大片的血液染红了沙地。我放声大哭。我一路上哭着回家。我记得爸爸的手死死抓住方向盘，一会儿抓紧，一会儿放松。更重要的是，爸爸开车时沉默不语，厌恶溢于言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菲尔特，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务卿。作为一位现实政治支持者，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等荣誉。
“……谢天谢地，他身体健康。”拉辛汗说。“我知道，我知道，可他总是埋在书堆里，要不就在家里晃晃悠悠，好像梦游一般。”“那又怎样？”“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爸爸丧气地说，声音中还有些愤怒。拉辛汗笑起来。“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你不能光顾着要涂上自己喜欢的色彩。”“我是说，”爸爸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你知道，有时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自以为是的了。”拉辛汗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这说明他并不暴戾。”拉辛汗说。“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说，拉辛，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你只消让他找到自己的路。”拉辛汗说。“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爸爸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你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了。”“我认为不是的。”“你生气，是因为你害怕他不会接管你的生意。”“现在谁在简化问题？”爸爸说，“看吧，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这我很高兴。我是说，我有些妒忌，但很高兴。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可是阿米尔身上有些东西让我很烦恼，我又说不清楚，它像是……”我能猜到他在寻觅，在搜寻一个恰当的字眼。他放低了声音，但终究还是让我听到了。“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大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准备早餐，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我朝他大吼，叫他别多管闲事。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