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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至东京盛极而衰，迄魏晋几于息灭。然北朝以异族侵掳中原，每模仿汉人之文化。其风气与南朝之“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者迥不相同。虽先王“道统”，不容夷狄僭窃，然儒学源流，亦颇赖以不匮。故隋末王通崛起河淆，遂为一代儒宗，唐初名臣或出门下。及李氏父子平定天下，宇内又安，大唐声威远播四裔。新罗来请唐礼，日本入朝受经。盛世之乐观与民族自信之心理相共恢复。而儒术亦随之中兴。太宗著曰《帝范》以教太子，武后撰《臣轨》以训百官。受此推扬，几有西汉独尊之盛矣。

……王通之思想则颇含特点，无论其为人之邪正如何，吾人不可不一叙之，以为唐儒之先导。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人。隋开皇四年生，大业十三年卒。年二十曾至长安献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炀帝即位。征之不就。隐居教学，“门人弟子相趋成市”，“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所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谓之“王氏六经”。又有《文中子中说》，体仿《论语》。后儒每以王氏僭拟圣经为大罪。不知通生当隋世，衣冠沦丧，声教摧伤之后。孔氏之教，远则见损于魏晋之清谈，近亦未受朝廷之维护。儒学在当时尊严大损，已沦于“诸子”之列，尚不足与释道争短长。王氏拟经，是否为光大儒学之适当方法，固大可疑。然遽以其自命为圣人而谴斥之，似未得知人论世之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