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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年过去之后，仿佛又回到了泥屋。瓦拉雅特女子监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褐色建筑，位于沙里诺区，临近小鸡街道。它位于一座更大的男子监狱中央。一扇上了锁的门将女子监狱和外面的男子监狱隔开。玛丽雅姆数出那儿有五间监房。这些监房里面都没有家具，只有灰泥剥落的肮脏墙壁和开向院子的小小窗户。窗口被封起来了，但监房的门并没有上锁，这些女人可以随意进出院子。那些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这意味着在院子里巡逻的塔利班能够看到监房里面的情况。有几个女人抱怨这些卫兵在窗外吸烟，带着淫笑和猥亵的目光朝里面看，还相互拿她们开一些下流的玩笑。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女人整天都穿着布卡，只有等到太阳下山、大门锁上、士兵出去站岗之后才把它们脱下。
玛丽雅姆和五个女人、四个孩子共居一室。入夜之后，她所在的监房一片漆黑。在那些有电的夜晚，她们会把娜格赫玛举到天花板。娜格赫玛是个身材矮小、胸前扁平的女孩。天花板上有一根绝缘外衣被剥掉的电线。娜格赫玛会用手把电线接上电灯泡的底座，然后打开开关。监房里面的厕所很小，水泥地面也已经裂开。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洞底是一堆粪便。苍蝇嗡嗡地在洞口飞进飞出。
女子监狱中央是一个露天的长方形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口水井。水井没有排水口，这意味着院子里通常积满了水，井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院子里拉满了相互交叉的晾衣线，上面挂着手洗的袜子和尿片。这里也是女囚会见访客的地方，她们就在这儿用亲友买来的大米煮饭——监狱不提供食物。这个院子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玛丽雅姆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孩子是在瓦拉雅特里面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高墙之外的世界。玛丽雅姆看着他们相互追逐，看着他们没穿鞋子的脚丫踩进泥土。瓦拉雅特弥漫着屎尿的臭味，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臭烘烘的，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也不理会那些塔利班士兵，只顾整天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地玩游戏，直到被塔利班殴打方肯罢休。
没有人来探望玛丽雅姆。这是她向这儿的塔利班办公室中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要求：别让人来探望她。玛丽雅姆监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为犯了暴力罪而服刑的——她们背着诸如“离家出走”之类的常见罪名。因此，玛丽雅姆在她们之中获得了一些威望，成为某种杰出人士。那些女人崇敬地、甚至惧怕地看着她。她们把自己的毛毯给她。她们竞相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最为热切的是娜格赫玛，她总是拉着玛丽雅姆的手；无论玛丽雅姆走到哪儿，她总是跟着她。娜格赫玛是那种以传播倒霉事为乐的人，不管那倒霉事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说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三十来岁的裁缝。“他有一股屎味，牙齿比手指还少。”娜格赫玛这么形容那个裁缝。
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人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他们试图私奔到加德兹，但还没走出喀布尔就被抓住了。被送回家之后，毛拉的儿子受不了鞭刑，后悔莫及的他反咬娜格赫玛一口，说娜格赫玛用她的女性魅力勾引他。她对他下了蛊，他说。他承诺自己将会重新献身于研读《古兰经》。毛拉的儿子被释放了。娜格赫玛被判了五年徒刑。
娜格赫玛说把她关进监狱正合她的心意。她的父亲发了毒誓，说等到她释放那一天，他将会用一把刀子切开她的喉咙。听着娜格赫玛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玛丽雅姆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沙菲德山上寒星点点，天空中飘过几抹粉红色的云朵，娜娜对她说：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我承认。”玛丽雅姆说。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颤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我说的是真话。”“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没有。”玛丽雅姆说。“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
“我所害怕的，夫人，是真主将我召唤到他跟前，问我：你为什么不依照我的吩咐行事，毛拉？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律法？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夫人？我该如何为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辩解呢？我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在真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中，遵从他为我们设置的法令。我对我的结局看得越清楚，夫人，我就越接近我接受审判的日子，我执行他的旨意的决心就越大。不管执行他的旨意有多么困难。”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露出痛苦的神色。
“你说你丈夫脾气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你，”他接着说，戴着眼镜的眼睛看着玛丽雅姆，目光既严肃又同情，“但我忍不住为你的粗暴行为感到震惊，夫人。你做过的事让我很为难，你做这件事时，他的儿子在楼上为他哭喊，这一点也让我为难。“我心力交瘁，来日无多，我希望自己仁慈一些。我想宽恕你。但如果真主召唤我，并对我说：难道轮到你来宽恕吗，毛拉，我该怎么回答？”他的同伴点点头，钦佩地看着他。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夫人。但你做了一件邪恶的事。你必须为你做过的这件事付出代价。伊斯兰法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它说我必须把你送去那个我很快会追随你而去的地方。“你听明白了吗，夫人？”玛丽雅姆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她说她听明白了。“但愿安拉宽恕你。”在把玛丽雅姆带走之前，他们给了她一份文件，要她在自己的供词和毛拉的判决之下签字。在这三个塔利班的注视下，玛丽雅姆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玛，丽，雅，姆。签名的时候，她想到上一次在文件上签名是在二十七年之前，在扎里勒的桌子上，在另一个毛拉关切的注视之下。
玛丽雅姆在监狱呆了十天。她坐在监房的窗边，望着院子里的监狱生活。当夏风吹起时，她看着一些碎纸片在风中疯狂地旋转，一会朝这边飘动，一会朝那边飘动，飘过监狱的高墙。她看见风儿卷起尘土，卷着它猛烈地旋转着扫荡过院子。每个人——那些卫兵、囚犯、孩子和玛丽雅姆——都降低脑袋，抬起手臂挡在面前，但却挡不住尘土。风儿把尘土吹进他们的耳道和鼻孔之中，吹落在他们的睫毛之上，吹进他们的嘴巴之内。只有到了黄昏，风儿才会平息。如果夜里刮起和风，它会轻柔地吹拂着，好像为了弥补它的同胞白天的过错一样。
玛丽雅姆在瓦拉雅特的最后一日，娜格赫玛给了她一个桔子。她把桔子放在玛丽雅姆的手中，让她的手指握紧它。然后她的泪水夺眶而出。“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她说。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玛丽雅姆在铁窗旁边看着外面的囚犯。有人在煮牛肉，一股带着孜然香味的炊烟和热气从窗口飘进来。玛丽雅姆能看见几个孩子在玩蒙眼睛游戏。两个小女孩唱着一首歌，玛丽雅姆记得她小时候听过，记得当时她和扎里勒坐在溪边的石头上钓鱼，他唱了这首歌给她听：盆儿盆儿像百合，安然伫立泥路旁，鱼儿盆沿来解渴，掉进水里扑通响。
最后那个晚上，玛丽雅姆做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梦。她梦见一些石头，总共十一块，排成一列。扎里勒又变得年轻了，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下巴笑出一道缝，身上有几块汗渍，外套甩在肩膀上；他终于开着那辆闪亮的别克路王轿车来接走他的女儿了。法苏拉赫毛拉转动念珠，和她一起沿着山溪走，他们两人的影子滑过水面，滑过长满青草的溪岸，溪岸上散落着一些蓝紫色的野生鸢尾花，在梦中，它们发出丁香的芬芳。玛丽雅姆还梦到娜娜站在泥屋的门口，用听起来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呼唤她回家吃晚饭；而她则在一片凉爽的杂草丛中玩耍，那儿有慢慢爬行的蚂蚁、匆匆移动的甲虫和到处跳来跳去的蚱蜢。有人费劲地推着一辆独轮车沿着泥路上山，发出辘辘的声音。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响。绵羊在山坡上咩咩叫。
前往迦兹体育馆的路上，每当卡车避开坑洞或者车轮压上石块，车斗上的玛丽雅姆就会颠簸起来。她的尾骨被簸得发痛。一个持枪的年轻塔利班坐在对面监视她。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友好，他眼眶很深，眼神明亮，下巴稍微有点尖，指甲乌黑的食指不停地敲打着卡车的车斗。玛丽雅姆寻思行刑的人是不是他。
“你饿了吗，阿姨？”他说。
玛丽雅姆摇摇头。
“我有一块饼干。它很好吃。如果你饿了，你可以吃掉它。我不介意。”
“不用了，谢谢你，小兄弟。”
他点头，和蔼地看着她。“阿姨，你害怕吗？”
她喉咙哽住了。玛丽雅姆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了真话。“是的。我非常害怕。”
“我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他当过自行车修理工，我只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记得他走路的样子，你知道吗，也不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或者他的声音。”他望向别处，然后又看着玛丽雅姆。“我母亲过去经常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就像一头狮子，她说。但她跟我说，共产党把他带走的那一天，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跟你说这些话，是想让你知道害怕是正常的反应。你不用为此觉得羞愧，阿姨。”
玛丽雅姆哭了起来，那天第一次。
上千双眼睛盯着她看。露天看台人头涌动，人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而伸直了脖子。有人啪嗒着舌头。当玛丽雅姆被人从卡车上扶下来时，一阵窃窃私语掠过整个体育馆。扬声器宣布了她的罪名，玛丽雅姆想像人们摇晃着脑袋。但她没有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