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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临近毕业前，我开始着手认真寻找愿意给我实习offer的单位。我给一些媒体相关的人士发去了邮件，表示希望留在纽约本地工作。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虽是时隔一年再次联络，山口却为我做了一个引荐：“TBS此刻人手已满，日本电视台倒是随时都在招人。我认识他们的纽约分局局长，要不你试试联系一下？”我在网站上查询了详细的招聘条件，接受了面试和笔试，通过之后，自同年九月起，作为实习生，开始在日本电视台工作。
九月适逢联合国大会召开，各台的记者都云集纽约。日系的媒体共同包下了某酒店的大会议室，从同一个会场发送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山口敬之也来到了纽约。当他得知与我在同一会场时，就邀请我参加一个与联合国大使和著名人士的会见。当时，我受某个来访纽约的熟人委托，为其充当向导，便没有赴约。听山口话里还提到了我任职的日本电视台的职员，我想象着，这场会见一定盛大非常吧。
总之，直到那时，我和山口还未在大会议室碰过面。纽约时期，我和山口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打工的酒吧，随后马上是第二次，他为我介绍了TBS纽约分局的局长。我们两人单独的会面，一次也没有。对我来说，山口只是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是爽快地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并且事业成功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我与他关系不远不近，不深不浅，仅此而已。
实习和学业的双重负荷，搞得我连打工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同时，我也搬离了和同居男友住过的公寓，找到了一间可以和几名室友共同分担的新公寓。在纽约的独居生活，因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成本高昂。在此之前，我的留学生活费用全靠自己承担，从这一时期起，却不得不开始接受父母的汇款。于是，我在经济上的困窘，也被父母得知了。两人大为吃惊，命令我立即回国。没法子。找不到一意孤行的理由，我便决心，暂且先回国，而后再努力寻觅其他出路。我回到了日本。
翌年二月，我与路透社日本分社（Thomson Reuters Japan）签订了实习雇用的合约，开始在那里上班。从工作和同事那里，我受益良多，但由于是无薪的全日制工作，寻觅一项副业就成了必须的选择。路透社的电视新闻部，给新闻类内容的播放时间只有三分钟。不管收获了多么有趣的素材，不管采到了多么有趣的言论，都只能播放三分钟。
我当时在做孤独死的采访。这不仅是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那些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而独自离世的人，围绕他们身处的现实，我想报道的素材不胜枚举。要求将所有内容整合在三分钟内，让我格外困惑。结果是，最后能够播放出来的，仅停留在对孤独死现场的简单介绍。
也许，不如索性做个自由记者。正值这样考虑之际，我也结束了全日制的实习，和位于新加坡的路透社亚洲总社续约，签订了一份按日结薪的聘用合同。我下定决心，今后要一边从事自己能够认同的工作，一边开拓事业的道路。决心要做个自由记者后，我时隔许久，回到了父母家。
在家里等待我的，却是父母的激烈反对。仅靠实习无法谋生的我，同时还做着翻译和口译的临时工作。虽说能拿到一些按日结算的薪水，但生活依然艰苦，今后也不得不继续打工。削减了睡眠时间的我，身体状况令父母十分忧心。他们知道，尽管我能同时运用英日两门语言，却好几次拒绝了外资企业的正式聘用。“至少去某家公司正式工作两年吧。想做自由记者的话，两年后再开始也来得及。”
在父母异乎寻常的劝说攻势下，我的心意动摇了。我身为长女，迄今为止，一直在父母的宽容下过着顺从自己意愿的生活。如今成了一名社会人，却不能给父母寄点孝心钱，更何况，纽约生活最后那段日子向父母借的钱，至今还没能归还。对他们，我怀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况且，两人说的话或许也有几分道理。话虽如此，我也从未考虑过去那些经营领域有悖于自己发展方向的公司。并且，我也不急于开始社会上例行的求职活动，选择的每条路，都是窄门。
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既让父母放心，又能尽早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就业呢？左思右忖的我，想起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有个女生获得了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的现地录用。假如能得到现地录用，说不定是条可行之路。日本电视台的现地录用，在那个女生拿到offer之后，已经持续一段时日处于额满状态。我听说TBS的纽约分局也没在招人。此时，我想到的是，山口敬之曾经说过：“TBS华盛顿分局的话，倒是随时在招实习生，你过来吧。”我考虑，不如再次以实习身份回到美国工作，而后瞄准现地录用去努力。
在距上一次联络半年之后，我又给山口发了封邮件。那是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山口先生：好久不见。您好吗？去年，在您的介绍下，我获得了日本电视台的实习机会，在此深表感谢。和最后一段时间的学业相结合，我得以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工作经验。现在，我在东京路透社的电视新闻部实习。同时也拿到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东京分社的offer，深感纽约期间的实习经验使我获益良多。真的非常感谢。感激不尽。以前，您曾告诉我，假若是华盛顿分局的实习，随时欢迎我过去。不知这个口头offer是否还有效？（笑）我本人目前正在“绝赞好评就职活动”中，假如华盛顿分局此刻有实习名额的话，烦请您告知一声，好吗？诗织（下文S）
山口敬之当日立刻回复了邮件。假如是实习的话，可以立即录用哦。即便是制作人的职位（有薪），假如诗织小姐有意应聘，我们也可以认真商榷。请务必联络我！山口（下文Y）2015-3-25　19:25
所谓制作人，就是自己物色新闻选题，然后一边指导记者和摄影师，一边在规定框架内制作新闻节目的角色。对于本打算从实习起步的我来说，招聘制作人的消息，简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写了封邮件，表示请务必给我机会应征这一职位，回复马上就来了。
看来诗织小姐确有此意呢。那么，我也会郑重考虑。请制作一份日文简历，用PDF格式或传真发送给我。一旦涉及新制作人的聘用，那么无论是发offer还是确定薪资待遇，都必须请示TBS国际事务总局的意见。这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签个实习合约，先到这边来，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正式录用。选择这种做法的话，我可以有权决策。究竟哪种方式更理想，容我考虑一下。Y　2015-3-25　22:17
我依言将简历发过去之后，没过多久，山口的回复就来了。简历收到。多谢。最大难关看来是签证呢。TBS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支持，我会考虑。说起来，下周我有一些例行的公事要回国处理，届时你在东京吗？Y　2015-3-28　17:31
查了一下，作为分局职员予以聘用的话，公司以往似乎有提供签证支持的实例。下周的后几天，晚上你有空吗？Y　2015-3-29　14:26
沟通的结果，我们约好下周五在惠比寿见面，时间为晚七点。“本期市售的《周刊文春》上面发表了一篇我的稿子，你先读读吧。”山口写道。
赴美的签证，有好多种。假如担任制作人，就需要正式的工作签证。星期五，是四月三日。那天我因为奉纳相扑大赛的采访任务，早晨八点就去了靖国神社。傍晚六点四十分采访结束。我先返回位于赤坂的路透社放好拍摄器材，然后便向惠比寿出发了。
由于工作耽搁，我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山口，大概解释去餐馆的路比较麻烦，于是山口来到车站接我。回餐馆的路上，我问他这次回国是办什么事情？他答，待会儿告诉你。然而，我却不记得之后他回答过我。只是，在稍后用餐的那家店里，好像听他提了几句，是为了《周刊文春》刊登的那篇文章回国的。
山口告诉我：“虽说在这家店已经喝了一阵子，但今晚的目的地不是这里，其实预约的是接下来要去的寿司店。”据说，他打小在这一带附近长大，回国后，好多店都得去露露脸，打个招呼。这家店最初是他父亲带他来的，虽说对我感到抱歉，但请我陪他再待一会儿。又说，反正寿司店才是当晚用餐的地方，所以在这家店就随便吃点。我随他走进了一间小小的串烧店，老板娘很和善，气氛舒适，无拘无束。按照通常的饭局模式，我脑中擅自想象的情景是，席间自然还有另外一两名TBS的人作陪。从他那句“已经喝了一阵子”来推测，我也以为会是一帮人正在吃吃喝喝。然而，店里什么客人也没有。只有我跟山口两个人。这让我心里暗自一惊。山口嘴里说，到这里来只是打个招呼，但什么菜都不点，貌似也说不过去吧，我就吃了大约五串端到自己面前的烤串。此外，还有牛杂锅、拍黄瓜。我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因为杯子很小，再加上自己一向酒量相当不错，所以并没有醉意。
在这间店里，山口问我：“华盛顿分局是做政治新闻的，你对政治部有兴趣吗？”我老实相告：“我对社会新闻比较感兴趣，不知道自己在政治部能不能胜任。政治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他回答：“社会部是追踪报道发生的事件，而政治部非要说的话，是个拼人脉的世界，是需要慢慢积累的。”接着他又道：“不合适的人终归不合适，但你同时拥有对社会部和政治部两个领域的好奇心，又十分擅长跟人打交道，岂不是挺适合政治部吗？”我心想，自己对政治部终究还是没什么兴趣，不过明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在华盛顿大概能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对他的话也没深思，就只是听着。
在这家店里，山口忙着跟偶尔坐到邻座的客人，或貌似关系很亲近的店员攀谈，我找不到合适的氛围或时机，和他聊聊我赴美签证的事情。在这家店待了约有一个半小时，九点四十分左右，我们步行前往距离此处约五分钟路程的寿司店。在第一家店时，我把大衣挂在了离座位稍远的地方，外面天气又挺暖和，离开时我便忘了拿大衣。走出来后马上意识到，又返回去取。
我想，在接下来的寿司店里，肯定可以具体商议一下签证和待遇方面的问题吧。我们在寿司店深处的吧台落座，点了日本酒，就着零星的小菜，喝了大约两合。不知为什么，寿司却迟迟不见端上来。在这家店，也没具体聊到关于签证的话题。不过当晚，山口把他介绍给我认识的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局长拉来做了背书，告诉我“他对你的评价真的很不错哦”，这句话让我彻底误以为自己在工作上取得了什么认可。
看起来和山口交情相当不错的寿司店主说：“文春的那篇报道，我拜读了哟。”山口署名的那篇报道，发表在《周刊文春》四月二日号上，刚刚开始发售，写的是越南存在韩军慰安妇的事实，在美国政府咨文的披露下得到了曝光。在去寿司店的路上，山口曾指着路边的餐馆跟我说：“这家店我和前××官员和××先生来过。”随口列举了好几位著名政客或前任总理大臣的名字。他的这番言语和举动，更加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跻身于权力核心的记者的形象。
在第二合酒喝完之前，我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虽有印象自己点了第三合酒，但到底喝没喝却不记得了。而且忽然之间，感到身体特别难受，于是再度起身去了洗手间。一进洗手间，立刻晕得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了水箱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
我之所以睁开眼醒来，是因为感到了一阵剧痛。房间里挂着薄薄的窗帘，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头昏昏沉沉，但完全没有宿醉时那种胸口滞闷的感觉。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我一点也不愿去回想，意识苏醒的那个当下发生的事。即使是刚刚睁开眼，尚未恢复记忆，也无法对现状进行确认的瞬间，我也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的，不应该是眼前这个人。床头灯，以及电视旁边的中央控制式台灯都亮着。我瞥了一眼最里侧靠窗的那一片，发现整个房间都被灯光照得通明。没准儿玄关的灯也亮着。
一只架子上面，角度十分不自然地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开了电源，有画面的光亮在闪动，所以我能明白。那只架子，不像是拿来放置电脑进行工作的地方，旁边也没有椅子。电脑显示屏朝向我，从角度判断，我的直觉是“被拍了”。发现我已经恢复了意识，并且一再哀叫“好痛！好痛！”，他却丝毫没有停止动作的迹象。究竟为何会沦落到这种境况？当时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细想，总之唯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马上逃离这里。在我连声哀求之下，山口这才止住了动作，问道：“你疼啊？”然而，他却没有从我身上起来的意思。我试着挪动身体，却被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拼命想把他推开，但终究力气抵不过他。
当我要求“我要去洗手间”，山口才总算抬起了身体。这时，他没戴避孕套的yinjing映入我的眼帘。我冲进洗手间，锁上门，因为惊恐而脑中一片混乱。浴室里很洁净，有一面大大的镜子，我看到镜中的自己一丝不挂，浑身到处是红色瘀痕，伤口处还渗着血。我还记得，有刮胡刀等男士专用的洗漱套装，整齐摆放在铺开的白色小毛巾上，让我心里十分不适。由此，我也意识到，这里是山口住宿的酒店房间。
总之，必须赶快逃出房间。我下定决心，打开洗手间的门，却发现面前站着山口，于是又被他揪住肩膀，再一次拽倒在床上。他力气大到我无法抵抗，身体和头部都被死死按在床上。我又一次被强bao了。当我合上腿，蜷缩起身体时，山口把脸凑上来想要亲wen我。我拼命反抗，把脸扭到一边，整张脸都埋在了床褥里。由于身体和头部都被他按住，并压在身下，我渐渐变得无法呼吸。几乎要窒息的一瞬间想到的是：“我要被杀掉了。”假如赤luo着身体，以这种状态被发现的话，父母该有多么伤心。混乱之中，有一刹那，我脑中浮现出自己的死讯被早间新闻报道时，母亲哭泣的面容。这样的结局，我绝不接受。
我死命绷直身体，又再蜷起，把双腿合拢，拼尽全力持续不停地反抗。终于，按住我头部的手松开了，总算可以呼吸了。“好痛！请停下！”山口却一边反问：“很疼吗？”一边使出蛮力，试图掰开我的膝盖。膝盖的关节阵阵剧痛。不知道究竟跟他缠斗了多久，我绷紧了身体，竭尽全力继续抵抗。终于，山口停下了动作。而我也气息奄奄地向后横躺下去，同时在脑子里搜索着骂他的话。在此之前，我一直反复哀求“请你停下”，气势太弱了。
我劈头用英语骂了他一句：“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这句话翻译成日语，或许只是“你想要干什么！”但实际上，它是更为激烈的脏话。“Why the fuck do you do this to me？”（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I thought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and now after what you did to me，how do you think we can work together？”（对即将一起共事的人做出这种事，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事发之后我也曾想过，对即将成为自己上司的山口，我一直用的都是敬语。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语句。然而，在此之前，我留学海外，每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请求“教我几句日语的骂人话吧”，我却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深感自豪。
* 语言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工具，不同的语言还塑造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用英语朝对方控诉这一行为太真实也太令人痛心了。还有多少没有接触过另一种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受害者呢，她们该如何表达。大概率就是默默忍受甚至像房思琪一样为了保护自己骗自己说自己爱上了施害者呢。
山口一副哄劝的口气，用日语说：“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啊，你合格啦。”云云。我继续用英语质问：“既然如此，对接下来要一起共事的人，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连避孕措施也没有，假如我怀孕了怎么办？假如我生病了呢？”山口敷衍地说了一句“抱歉”，又道：“待会儿一两个小时后我要去赶飞机，路上有大型的药店，给你买盒口服避孕药好了。我们一起去洗澡吧。”在日本的药店，假如没有大夫的处方，应该是无法买到口服避孕药的。我当然不肯和山口一起去，怎么设法从目前的状况中脱身，才是优先要考虑的事。“不必了。”我一口回绝了他。
总算趁机下了床的我，惊慌之下大脑一片空白，拾起胡乱丢在房间各处的衣服，抱在怀里，却发现找不到内衣。我让山口把内衣还给我，他却动也不动。死活找不到的胸罩，最后却在山口打开的行李箱上。而内裤，始终不见踪影。这时候，山口发话了：“不就是条内裤嘛，送你一条行了吧！”闻言，我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崩溃地瘫坐在床上。我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只倚在眼前的另一张床上，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双人间，有两张床，而我倚着的那一张，套着床罩，铺得整整齐齐，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山口道。刻不容缓，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山口终于把内裤还给了我。我匆匆穿好衣服。窗子外面，天光逐渐亮了起来。好容易找到的衬衫，不知为什么湿乎乎的。“怎么湿了呢？”我质问。山口丢给我一件T恤，说：“穿这个。”找不到其他可替换的衣物，我条件反射地把T恤套在了身上。
整理好随身物品，快步走出房间的我，下到酒店大堂，方才明白这里是东京喜来登酒店。这间酒店，数年前，我曾经住宿过。上次住在这里时，那个拥有愉快回忆的我，与今日的我，天差地别。羞耻感和凌乱的思绪，充斥着我的大脑。在成为强jian受害者之前，我并不理解xing犯罪究竟有多么暴力。即便头脑中以为自己知晓，实际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并没什么概念。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别人眼里看来，我或许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然而，我确确实实不再是昨日的我了。我使出浑身力气，快步穿过豪华的酒店大堂。
没有被任何人看见。感觉自己污秽至极。总之，在无法把握自身处境的当下，我需要保护自己，尽快返回日常的居所。在酒店门前乘上出租车，时间是凌晨五点五十分左右。从苏醒到逃离房间，记不清到底花费了多久。大概，在三十分钟上下吧？为什么，自己会发生这种事呢？坐在出租车里，我拼命试图唤起记忆：从寿司店的洗手间，到睁眼醒来，这期间的记忆仿佛被咔嚓一下拦腰掐断了。取而代之，遭受攻击时恐怖的残影，却和痛感一起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回到市区内租住的寓所，首先第一件事，是脱去衣服，把山口给我的T恤狠狠丢进垃圾桶。剩下的衣物，则扔进洗衣机里清洗。我要把这一天所有经历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虽说冲了淋浴，但身上到处是淤青以及出血的伤口，胸口痛到根本不敢碰水。我连看一眼自己的身体都觉得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