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虽说回到了理应感到安全的场所，但我的心情却丝毫无法平复。坐在床上，试图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方才那番恐怖的体验，却在安静的房间里不断闪回。我想忘掉这一切。从残留在身体上的疼痛和感觉中抽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
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却对自己做出这等超乎想象的恶劣行径，我为之思绪混乱；而自己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去的那家酒店呢？无法唤醒与此有关的记忆，也让我困惑不已。我在空茫的大脑里试图搜索一个出口，相同的思绪却如旋涡，不停兜转。对父母那边，我已经汇报说，估计会去TBS华盛顿分局担任制作人，剩下只需要把签证谈妥就行。我必须向父母知会接下来的进展。今日的遭遇，无论如何不能找他们商量。
混乱之中，我唯有独自蜷缩在寂静的房间里。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我慌忙应答，对方却是山口。因为尚未把此人的号码登入通讯录，所以也不知道来电为何人，就条件反射地接起了电话。山口用一种与之前毫无变化的商务口吻，说道：“我这儿有个黑色化妆包，是你忘记的吧？”“我的东西都拿回来了。”我答。“哦，那也许是别人忘记的。签证的事儿，我回头再联络你，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面对操着过去那种上下级口吻打来电话的山口，我未及细想，也站在和过去相同的下属身份用敬语做出了回应。“好的，我明白了。失礼了，再会。”那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山口是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并且，由于长期在政治领域里游走，据说不仅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政客，甚至还认识不少警察。不止如此。我每天通勤的路透社，主要业务是向各大媒体发送新闻消息。当然，TBS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客户。况且，路透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赤坂，毗邻TBS总局。假如我独自一人去警局报案，控告山口，那么将来究竟能否在新闻界继续工作，也成疑问。TBS就如同山口的一面保护盾。甚至，他可能反咬一口，告我名誉侵权。倘若如此，我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想来便胆战心寒。以往我也曾多次窥见过日本的新闻报道现场，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我大概过于天真了。就算被如此践踏、欺凌，或许也该咬牙忍耐。没有一点这样的承受力，这份工作或许将难以为继。就像着了魔似的，这样的念头从我头脑里掠过。但是，假如我接受了这种欺凌，也许会迷失自己吧？每当身体的这里或那里涌起疼痛，我就不得不意识到一个身心皆遭到重创的自己。我的心意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冷静下来梳理思绪。
这时候，妹妹发来了讯息。当天是周六，妹妹求我带她去一家当时很红的咖啡店，说是此刻已经坐上电车了。我想，自己现在这副行尸走肉的模样，不能给妹妹看到，会让她担心。今天，就暂且把发生的事搁置一边不去理会吧。总之，先按原计划，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过个周末，没准儿真的会像做了一场噩梦，全都烟消云散呢。我拼命要求自己这样想。
如今想来，假如当日我不那么做，恐怕会活不下去的。我考虑，赶在妹妹来之前去趟医院，我担心会有怀孕的可能，总之打算先开点事后的紧急避孕药。当时，时间尚早，我想在医院开门前还可以休息一小会儿，可随后却根本睡不着。等意识过来时，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昏昏沉沉的放空状态。正迷糊的时候，毫不知情的妹妹到了。虽说心情低落到几乎不想下床，在妹妹面前，却不得不振作精神，拼命掩饰，不让她有所察觉。望着与平日全无两样的妹妹，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假如这孩子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想，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让妹妹先去附近的服饰店逛逛，自己去了最近的一家妇科诊所。那是间干干净净的小医院，行医范围以婚前的健康检查为主。在前台问了一下，被告知没有预约就无法接受诊疗。我极力恳求：“总之情况紧急，请先给我开些事后避孕药吧。”才总算进了问诊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短发女医生。“是什么时候避孕失败的？”女医生口气冷淡，丢给我一句话，就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地往处方笺上打字，态度拒人千里，让我无从开口。大概也怪我自身精神状态欠佳吧。不过，假若当时女医生能望着我的眼睛，问一句：“您哪里不舒服呢？”仅仅是这么一句，之后的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吧。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通常，紧急状况下，会在次日早间以前服用事后避孕药（Morning-After Pill）。正因如此，在这一阶段，其实有机会将性侵受害披露出来。只需一个简单的提问，有的受害者就会在这里获得救助。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制作一份自检表，在给来访者开具避孕药处方的时候，交由受害人自行填写，这种方式岂不很好？假如妇科诊所里也备有“xing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也就是当强jian发生时，为了接受必要的检查而事先采集证据的一套工具，那么，就可以在最早的阶段给予应对。此时的我，仅仅只是在未预约的状态下拿到了避孕药，或许已经十分难得了。当身心皆遭受重创的时候，假如还不得不凭借自身的力量寻找合适的诊所，其困难程度，简直无法衡量。
之后，我还想做些其他的检查或咨询一些问题，在网上查了查，找到一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非营利组织）机构，电话打过去，对方却问道：“您能前来面谈吗？”我解释说，自己只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在接通这个电话前，遭遇强暴的人不知要被榨干多少力气啊！要大老远跑去该机构的所在地，对当时的我来说，身上根本不剩一丝一毫这样的精力和体力。
就在这期间，保留受害证据所必需的血液检查、DNA采集等重要的受检时机，便飞速地溜走了。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想都没想到的。假如能从某处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该多好，我懊悔不已。在咨询电话里，对方甚至不愿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如今想来，我依然难以理解。只要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网页，把它置于检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
“到外面去喝。”在医生的交代下，我服用了从诊室拿到的紧急避孕药，然后就领着妹妹，去了她一直想去的那家夏威夷风情的时髦咖啡店。接下来，我恳求说：“姐姐累了，回家休息一下行吗？”便返回了家中。大概是妹妹陪在身边的缘故吧，又或许是药丸发挥了效力，也不知怎么，我陷入了沉睡，睡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久。妹妹什么都没说，一边写作业一边等待，直到我醒来。那天晚上，我原本计划带妹妹和朋友一起去赏樱花，可实际上心里一点也不想去，再说也并非能够出门的状态。但如果不全部依照计划行事，我会非常害怕，似乎有什么东西会因此被毁掉。只要我停下来，不去做点什么，就会不由自主思考发生的事。这让我感到畏惧。
在这个节点上，虽然我明白自己在他人强迫下发生了性行为，却并没能认识到，这，便是强奸。按常理想一想，当然是强奸无疑了。然而当时的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总认为所谓强奸，就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击。同时我也觉得，内心还有某个地方，不愿承认自己遭遇了强奸。
妹妹说，想再做会儿功课，稍后再去看花。我便把她留在家里，自己去了和朋友碰面的地方。过了一阵子，妹妹也来会合了。最后回到家，是深夜十二点前。右膝剧烈疼痛，几乎走不了路。翌日，是星期天。我却必须等到下周一才能去医院。
周日，我和好友K约好了，跟她的家人一起吃饭。早在几个月前就受到她的委托，让我无论如何务必到场。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家人商议，拜托我在场调节一下气氛。
虽说状态不宜出门，我却不愿向K撒谎，也做不到找个理由推掉饭约。我出事时，以及刚出事之后，她好几次打来电话或发邮件联络，我都没能应答。当天下午，我总算给K回了消息：“我会准时去聚会的，别担心。”硬着头皮，勉强撑到饭局结束。餐馆在二楼，我膝盖疼得连下楼梯都办不到。眼看我下楼时那副难受劲儿，以及莫名有些神不守舍的模样，K很担心，劝我去餐馆附近的她家过夜，又叮嘱我第二天早上向公司请个假，去医院检查膝盖。
一人独处让我感到害怕，能在她家度过一晚，对我是个拯救。一个人胡思乱想，就会为怀孕或感染什么性病而惴惴不安，心情被逼到绝境。况且，我也担心是否被山口用笔记本摄像头录下了什么视频。这时，我猛然想到了“约会强奸迷药”的可能性。以前在纽约，我曾被劝告“千万别让饮料离开视线”，这是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的常识。谁料到，就在自以为十分安全的日本，却存在遭遇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真是想都想象不到。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些美国的网站，发现被下了“约会迷药”的时候，引发的记忆障碍或呕吐症状，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惊人地一致。无法平复的恐慌，促使我打开Line，给小时候的玩伴、现在做了护士的S发了一条消息：“我有事跟你说。”对我的状况毫不知情的S，刚刚结束了海外生活回到日本，于是回复道：“好不容易见次面，干脆你帮我挑挑家具吧。”我便约好了陪她购物。
翌日，周一，我去了K推荐的附近一家整形外科诊所。在这里，我也没能告诉医生和朋友，自己被强奸了，只是语焉不详地解释道：“工作的时候姿势不对劲。以前我一直打篮球，说不定是旧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膝关节错位了，手术会很痛苦，完全治愈也需要很长时间。”为我看诊的男医生说。他告诉我，假如疼痛不消除，有可能要动手术。当日我只接受了烤电，就结束了治疗。在那之后的数月之间，我都必须佩戴护膝生活。至今，膝盖仍时不时疼痛，每次都让我回想起那场噩梦，浑身遍生寒意，被恐惧和无力感所侵袭。
诊疗结束，我向K汇报了检查结果，告诉她：“查不出原因。”在K面前，我本该可以畅所欲言，但前一天的聚会上，她与家人沟通顺利，此刻正满面幸福之色，面对这样的她，我无法开口谈自己的事。
接下来，我又见了小时候的玩伴S。做护士的她，听说我膝盖痛，就陪我上药店选购了护膝。我俩一起用午餐，在咖啡店里，看到我一反常态、无精打采，S非常担心。平时一向性子从容，耐心听我东拉西扯的她，好几次追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然而，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再三纠结，难以启齿。“不要紧的，你慢慢讲。”S鼓励着。直到此刻，我才第一次面对S，磕磕绊绊讲出了发生的事。
S紧握着我的手。她手指冰凉，用力到几乎发青，同时和我一起饮泣。这一刻，是我出事以来，首次把自己的状况付诸言语，向他人倾诉，也是我第一次流下眼泪。之前的两天，我完全处于心理休克状态，甚至没有勇气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情感被压抑了，无法释放吧。过后，我也曾问过S，记不记得那天我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一切都历历在目，记得格外清楚——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我浑身颤抖，面无血色，手心冰凉，握着一把冷汗。而她自己，也对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感到难以接受。
S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甚至与我一起度过了成人日的首次饮酒仪式，对我的酒量及酒桌上的表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非常肯定地断言，不过随便几杯啤酒，再加两三合日本酒，我是绝不可能醉到不省人事的。再者，以我的性格来说，与年长位高的人同席用餐，谈工作的事情，很难想象我会喝到那种地步。S也曾与我同一时期在纽约生活过，听我提到“约会强奸迷药”，她表示赞同：“有这个可能。”
此外，就像往常那样，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她也设身处地为我做了种种考虑。那之后，无论是去警局报案，还是独居的我深夜不敢回公寓，她都会亲自到车站接我，再把我送回父母家。只是，若说遭受强奸后该如何应对，S也同样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我俩谁都不曾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再者，假如控告的对象有极深的政治渊源，警察和司法系统真的会保护受害者吗？我俩心里都没底，都感到畏怵。
S说，就算是被下了“约会迷药”，仅仅一次的用量，成分也会很快被排出体外。我后悔不已：“总之，当时就想尽快逃离现场，所以飞奔了出来，其实应该在酒店打110才对。”至于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去警局报案，我俩也纠结了半天，拿不出结论。
山口并未就签证一事再联络我。那一晚，我给山口发了封邮件。也有一部分心情是想忘记，想把发生的一切当作是场噩梦。身体还有若干处感到疼痛，混乱的大脑也似乎已经麻木。假如连我自己都能做到行事如常，把经历悉数忘记，那么周遭的一切也会随之恢复如初吧？比起直面痛苦，与之交战，还是忘记更轻松——在我内心某处，或许存有这样的想法吧。
您已顺利返回华盛顿了吗？签证一事，不知您那边研究后的决定是什么？若能告知一下具体方案，将深感荣幸。S　2015-4-6　23:01谁知，却不见对方回复。这时我才意识到，说不定打一开始，制作人这个职位就从未内定给我。我不愿深想。从最初起，我就不可能和山口变成同事关系，而始终被他视作可以随意处置的“玩意儿”。
我懊恼、悲伤到无以复加。细细想来，无视已然发生的事实，忘记所有经历，这根本就不可能。想默默咽下的这口郁结之气，怎么可能消散？它只会日益膨胀，搅得我痛苦不宁，甚至没有去上班的气力。我以膝盖受伤为由，向公司请了假。然而最令我痛苦的，却是明明下定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也就是说，以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为生，但自己内心当中，却打算给绝不可能忘却的真相加上盖子，封藏起来。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渴望这份工作的啊？我想，假如做不到直面自己内心的事实，那么，我或许根本没有资格从事这份职业。即便今后无法在自己立志扎根的业界继续立足，也无所谓。假如不能怀抱信念生活下去，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将不再是我。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警局谈一谈这件事。
恰好这时，我和周日聚餐的K约好，结伴去另一位朋友R的家。K与R，目睹我自始至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感到十分担心。当我们去附近的便利店购物时，我失手把一盒速食粉丝汤掉在了地上，而且往粉丝里加热水这种简单的小事，我也做得手忙脚乱。实在看不下去的R，索性帮我拿去加了热水。
到了R家，先询问了一番两人的近况之后，我便告诉她们：“我可能遭遇了准强奸。”那个时候，我经过了各种查询，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大约就是“准强奸”了。所谓“准强奸罪”，主要是指对失去意识的人实施的性侵行为。K与R无比震惊，起初似乎还有点蒙，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我把自己和山口之间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后，两人才坚决地说：“这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R以前有过遭遇性骚扰，从公司辞职的经历。她凭着一己之力，争取到了对方的口头谢罪。然而，对她施加性骚扰的人，明明已承认事实，进行了道歉，却又在庭审时矢口否认了。所以她深知，类似这种情况，要想让对方认罪究竟有多难。在两个朋友的劝说下，我重新给山口发了邮件。不过，这时候我已经连想起山口这个人都觉得万分痛苦，所以随后发出的多封邮件，主要都是R和K帮我草拟的。
自己一个人前往原宿警署，是在四月九日傍晚。事件发生后，已经过去五天了。选择原宿警署的理由，是它和我当时租住的公寓距离最近。处在绝望的深渊，怀揣满心的不安，走进警署大门的那一日，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记。来到前台接待处，我不得不当着其他等候者的面陈明了事由。简单解释了自己的来意，提出“麻烦帮我找个女警官来”，谁知却又被问了一大堆问题。没有办法做出清楚完满的陈述，只能告诉接待员：“我被强奸了。”当时真希望对方能多一些体谅。
女警员把我带往另一间问讯室，听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我去叫刑事课的同事。”这时我才得知，她隶属于交通课。把早已不愿复述的内容讲了一遍，再度回想起那段恐怖的经历，整个人泣不成声，呼吸困难，气喘发作，脑子缺氧似的一片昏沉，想回家，却回不了家。然而接下来，却又对着刑事课的男警员，把相同的话重复了两小时。虽说把事件经过巨细无遗做了还原，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往后的日子里，我又把同样的内容反复讲了不知多少遍啊……
尽管如此，原宿警署的警员听完陈述，对我说：“应该填写报案单做正式的立案。”他解释道，从案件发生的地点来看，应属于高轮警署的管辖范围，下次问讯，会请高轮警署的警员一同到场。问讯结束，走出警局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我不敢独自一人回公寓。
这时候，正如前文所述，为我担心的发小、做护士的S来车站接了我。我把当日在警局的经过大致跟她讲了讲，决定回父母家过夜。该用什么样的一副模样去面对毫不知情的父母呢？我也不知道。“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呐。”
报警两日之后，四月十一日，我再度前往原宿警署。在那里，面会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警员，在此称为A先生。本次会面，我把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A的应对态度，比起原宿警署的警员态度要生硬得多。“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A突然回了一句。接着又说：“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我原以为，好容易报了警，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太残酷。听说强奸报警竟然“太常见了”，我不由得毛骨悚然，同时也大感错愕，这类报警通常都处理得如此潦草吗？
“这类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是十分困难的。事发之后没能立刻采集对方的精液，进行DNA检测，所以证据不齐全，相当棘手。”A反复向我强调。“既然知道是哪一间酒店，麻烦您调取一下监控录像吧，请趁着视频文件还没过保管期，尽快前去调查。”我恳求道。后来朋友们听我重述了和警察的这段对话，都特别愤怒，对警方涌起了不信任之感。
既然已经报了警，那就不得不向家人坦白了。我不希望家人通过第三方之口得知此事。虽已下了决心要亲口告诉父母，但怎样启齿才好，我却为之茫然，内心特别抵触。但我有些话，尤其想对妹妹讲：假如遭遇了这样的侵犯，首先要记得联络姐姐，然后去警局报案，用“性侵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查，接着再做进一步的打算。这是我走到如今这一步的经验之谈。
不管医院也好，咨询热线也好，都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绕了相当一大圈远路。就连去警局报案，都足足耗费了五天时间。并且，意识到去警局是个错误，也为时已晚。我其实还算凡事都肯敞开来谈的类型，饶是如此，拿出行动也花了好久。假如妹妹在医院和热线电话中遭受了与我相同的体验，恐怕会放弃求助吧。好容易下定决心向妹妹讲出这番话时，她一直默默聆听。当我告诉她：“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有姐姐在呢，只要你讲出来，之后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妹妹静静地点了点头。
同一日，当我把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二人的反应，让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所有的细节我都避而未谈，只淡淡讲了一下发生的事实，尽管如此，母亲仍勃然大怒，浑身战栗地喊道：“我要杀了那个混蛋！”父亲却把怒气撒在了我的头上：“你干吗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在此，希望读者们不要把我母亲的这句话，当作是对山口的人身威胁。母亲当然很清楚，假如为了复仇而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只会令我更加痛苦。况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把她身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与发言，做了不加修饰的白描。
说来不可思议，我从案发当日起，对山口其人就不曾抱有愤怒之情。若说有怒气、不满，都是冲着警察、咨询热线、医院的处理方式而去的。父亲的话，让我想起警察曾经说过：“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之后，我也向精神科的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据说，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经受的伤害时，会采取一种跟朋友聊天似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叫作“解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症状，是否与此一致，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做不到为愤怒而燃烧能量。协助警方调查，平静理性地一遍遍讲述正确的事实……需要调集能量去应付的事，太多太多。为了做到这些，我已倾尽全力。假如每次谈话，都让情感处于毫无保护的裸露状态，那么身心都将崩溃。在这种时候，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承受警方的调查。
我仍继续给山口发送邮件。不希望他对我去警局报案的事有所察觉。措辞方面，就像前文提到的，由两位朋友帮我草拟。她们认为，此刻应该尽量写得笨拙些，设法引出他对此事的道歉。于是，首先我对案发当时破口大骂了他，表达了歉意，而后又讲述了一下此刻自己混乱的状态。
邮件发出后，山口立刻就回复了。不记得当时你骂过我啊。现在，我正和TBS国际事务总局商议你的聘用问题，研究可以走哪种形式。假如像最开始谈的那样，以制作人身份聘用的话，就相当于增加分局的人员配置，需要划拨新的预算。要是你愿意从实习生起步，那么审核标准会降低不少。至于签证的问题，如果以制作人身份向公司请求协助，也需要人先来到纽约，接受正式的面试。实际上，我会当即批准你面试通过。然后，你必须暂时返回东京，把护照交由美国大使馆，贴上签证的印花纸。如果是实习生的话，据说可以免于面试。这也是由于美国的法律不同于日本，是把有无薪酬作为签证审核的基准。不管怎样，此刻我正和纽约这边的新局长交涉。请稍等一段时日。Y　2015-4-14　19:18一如既往，仅用一种事务性口吻写了写工作方面的内容。承认事发状况的道歉性话语一概没有。遗憾。
四月十五日，我和警员A先生一同走访了喜来登酒店，那个我丝毫不愿踏近一步的地方。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恰好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我们对酒店入口的监控做了调查。作为一个外资酒店，“房间所在的走廊恰好没装监控”，这种事可能吗？经确认，监控拍到了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山口。他在门边站立片刻后，又把上半身钻入车内，从后座上把我拽了出来。我当时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又拖又拽，而酒店的门童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记忆里从没见过自己这副模样，我看得浑身汗毛直立，一阵恶心涌上胸口。太可怕了。
看过这段录像之后，A警员似乎第一次承认了此案的刑事属性。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强调：“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况且，你也跟他在同一个行业内工作，对吧？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你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A反反复复说着一些对我的前途表示忧虑的话，奉劝我重新考虑是否提交报案书。
之后，在高轮警署，为了确认物证，我不得不重新看了一遍监控录像。出于恐惧，我并没有再看一遍的信心，于是叫了K来陪我。尽管警员一再重申：“这位女士不可以陪同进入问讯室。”但我仍强烈坚持：“她什么话也不会说的。”最终才得以让K同席聆听。K说，当她看到画面中的我一副前所未见的模样，浑身瘫软地任由山口拖走，也不禁为之战栗，涌起一阵反胃感。酒店入口的景象之后，是横穿大堂的画面。被山口抱住的我，脚不沾地，身体向前栽倒，瘫软无力地被拖曳着，消失在电梯的方向。画面的最后，是黎明时分我俯身低头，快步离开酒店的情景。
“试试做个DNA鉴定吧。”A警员说。可是当天穿的那身衣服，里里外外全都洗过了。我姑且把那天的衣物搜集在了一起，但不知为什么，唯独不见胸罩。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是脱衣服的时候掉到了置衣架旁边的角落里。得知仅剩这件胸罩没有洗，我开始心怀期待。
对于山口的上一封邮件，我一直未做回复。过了两日，他又发了封邮件过来。邮件收到了？读了吗？我们从事的工作，对待业务方面的联络，应当即时给出认真的答复，这点非常重要。为了聘用诗织小姐，我可费了好多功夫呢。你那边没有反应的话，我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没有干劲了呀？就算不想干了，至少也该就此给个回话，这是一种礼貌。Y　2015-4-16　11:13
我打算先推进警方这边的调查，暂时停止给山口回信，然而邮件又来了。关于你的雇用，有了一点小进展。你还想不想做了呢？请至少对此给我个答复吧。Y　2015-4-17　2:00
不能再对山口置之不理了，会引起他的警觉。我编了个无法联络的借口，给他回了邮件。这几日我住院了，没能联络您。您说的小进展，是指什么呢？S　2015-4-17　19:50
实际上，我虽说没有住院，但这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拜访了江户川区一家积极接待性暴力受害者的妇科诊所。因为是提前预约才去的，我不免觉得，该诊所既然以“重视性暴力受害者”为导向，那么必定会有合理的应对吧。谁知，我的期待遭到了背叛。
我被带进一间小小的诊室，盯着一副台历，机械地重复回答着来自护士的提问，仿佛在接受一场审讯。问题全都答完一遍后，我坐上了一张一落座就会被自动分开双腿的椅子。椅子高高升起，我接受了大夫的检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最为隐私的部位，被素不相识的人看来看去。非常之屈辱，但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接受的检查。
打着灯光，将我的私处诊察完毕，大夫道：“真好啊，没什么太大的伤口，没受伤。”接着又补充，因为强暴发生后时间已过去了太久。据说这个部位的小伤很容易治疗。“没受伤”这句话，作为妇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来说，我能理解，但与我自身的实际状态，却终究并不吻合。接下来，又依照次序，回答了一堆“你犯困吗”之类的问题。拿到了安眠药的处方，被告知检查结果过几天取，我便回了家。
山口的回信来了。听你说住院了，没事吧？我说的进展，是指为了配合美国总统大选，分局准备增员一名，这个事情大方向上来说，已经得到了上面的批准。至于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招聘什么样的人才，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Y　2015-4-17　20:49
报案书一旦提交并获得受理，调查就启动了。我和朋友考虑，在警察找山口问话之前，最好能通过邮件让山口对事实关系给出确认。在此之前，山口在邮件里从来只写工作相关的内容。另外，他身在海外，警方何时才能前往调查取证，我也不清楚。时间久了，他没准儿会推说自己已经忘记了。调查启动之后，山口会道出实情吗？不管在邮件里他会不会承认强奸，我希望先听到他道歉的话。
和朋友商量之后，我写了这样一封邮件：这次山口先生回国之际，我们之所以见面，是您提出希望以新制作人的身份对我进行聘用，或者签一份自由记者的工作合约，因此邀请我一起商谈余下的签证问题。然而，您将不省人事的我带往酒店，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了性行，在电话里承诺说会协助我办理签证手续，随后一走了之。直到上一封邮件，您又给出了十分含混的回答。到底是为什么？我仔细考虑了所有状况，不免觉得，倒似乎是山口先生故意抛出工作话题，伺机获取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我已经把关于您和本次聘用的事，都告诉了父母，所以每当被他们追问后来的进展，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深感为难。（中略）假如您之前说过的话都是真的，请拿出真诚的态度对待此事。另外，我在之前的邮件中明明告知说，我遭受了身心的伤害，您是否也该对此做出道歉呢？并且，医疗费也请您务必承担。S　2015-4-18　20:36
过了大约一小时，山口的回信来了。我并不知道，你竟然如此理解那天发生的事。你在我并未强制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喝到烂醉如泥，把出租车里、我的西服以及行李上吐得到处都是，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我又不能把你扔在路边不管，没办法只好暂且带回了自己的住处。在酒店的房间和洗手间里，你又吐了几次，全部都是我收拾的。连我的重要公文上面都被你吐了一摊，为了重做文件，害我花了不少工夫和成本。你要是能像平时那样好好用餐、正常回家的话，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作为我来说，对接下来将一起共事的人，打从一开始就不会抱着那样的动机去接触。哪怕就一次，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假如你认为自己纯粹只是受害者，而我是加害者，认为我对你从一开始就怀有那样恶劣的居心，那么我很遗憾。另外，你所谓“含混的回答”，究竟是指什么？我对你的工作热情和意愿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一直在进行各种操作。但海外分局增加人员配置，在目前这个时节是十分困难的事。假若那一晚的事对你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另当别论，我会重新考虑。但也请你回头检视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你能冷静地展开沟通，那么请再联络我。Y　2015-4-18　21:50
主动喝到烂醉如泥？我并没有这个印象。然而，在这份邮件的内容当中，对我最为重要的是这句话：“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比起任何误解，我最不愿看到的便是被人恶意揣测，认为我是不是为了请山口帮忙斡旋，获取工作机会，就主动跟他回了酒店。我虽承蒙他介绍过熟人，也请他帮忙争取过工作机会，但一次也不曾抱着“以性收买”的企图，去和他见面。山口本人对此也给予了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在这个阶段，又重新聚焦了一下问题，向他要求道歉。正因为我想冷静沟通，才给您发了邮件。假如当日您确曾照顾过醉酒的我，那么就这一点，我表示感谢。然而，对待完全不省人事的我，您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就进行性行为，致使我自那之后，一直处在“万一怀孕了该怎么办”的不安之中。山口先生是否考虑过一旦我怀孕之后的问题？我正准备接下来竭尽全力投入工作，假如现在怀孕导致不能工作，一想到这个我便满心惊恐。S　2015-4-18　22:44
邮件里写的，都是我的真心话，绝无半句虚言。紧急避孕药，是我在出事几个小时之后通过医生处方拿到的，当时已经过了预计的生理期好几天，服药未必可以百分之百排除妊娠的可能。
邮件发出后，一个小时左右回信就来了。那天晚上你一进我的房间，马上就在两个地方各吐了一摊，然后就冲进了洗手间。我把自己行李箱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呕吐物用垃圾袋清理之后，又拿湿毛巾擦了一遍，这才跑去洗手间看你，发现你躺在洗手间的地上，在你自己吐的污物上面睡着了。我把你从那滩污物里掀起来，给浑身沾满污物的你脱掉衬衫和裤子，把你搀进房间，放在床上，再返回洗手间，把吐得满地都是的脏东西用淋浴的喷头冲洗干净。接着，因为担心你第二天早晨没有衣物替换会很难办，就把你那件沾了最多污物的衬衫用水淘干净，拿衣撑晾了起来。等我再回到房间时，看到你正扯着鼻鼾呼呼大睡。我因为受不了你头发上一股呕吐物的臭气，就在另外一张床上睡下了。之后，你忽然冷不丁站了起来，跑了趟洗手间，一回来就爬到了我的床上。当时你说话还挺正常的，告诉我“不小心喝多了”。所以呢，所谓“我对不省人事的你擅自做出了性行为”，根本就不是事实。我自己在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突然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在我看来，你我双方都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只是单方面承受来自你的指责，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至于你怀孕的风险，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我明白你的不安，有什么能为你做的，我乐意之至。但是话说回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这种一厢情愿的受害者妄想，还望能改一改。Y　2015-4-18　23:51
涉及具体事实，那便说来话长了。山口的回信里，还写了一些我记忆之外的时段里发生的细节。然而，山口人在美国，无法立刻对他进行问讯。基于这种状况，要赶在他记忆淡薄之前，又或者防止他今后改换借口，我觉得针对此事，还是通过邮件详细追问一下比较关紧。另外，他写道“受不了你头发上呕吐物的臭气，就在另外一张床上睡了”，但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所谓的“另外一张床”，当时套着床罩，铺得整整齐齐，是客房保洁服务之后原封未动的状态。
因遭受性骚扰而离职的朋友R，告诉了我一个法律平台，可以在上面和律师免费咨商，我决定咨询律师。四月二十三日，我见了律师，又把案子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也给律师看了这段时间我跟山口的往来邮件。
出事后第一次获得律师的指导，我得以将几个问题点做了整理，分别如下：对于准强奸的判定，有两个必须加以证明的争议点：是否发生了性交，以及性交是否发生在双方的意愿之下。为了证明性行为的发生未曾取得我的许可，酒店的监控录像就变得十分重要。律师建议，考虑到今后的种种可能，还是把录像的备份设法拿到手比较稳妥。然而，即使是受害者，也没有资格借出警方掌握的录像资料，我必须直接去酒店索取。该以怎样的手续要求酒店提供录像呢？我全无头绪。假如我不提交报案书，警方就不再具有保管这些影像资料的义务。这份用来证明“并非双方同意”的重要证据，很可能会立即失去。考虑到这一点，我便深为不安折磨。总之，我必须把这些邮件提交给能够为我起草报案书的警察机构。另外，为了直接获取影像资料，我希望在律师的陪同下一起前往酒店交涉，谁知却未能拿到预约。既然是免费的法律咨询，大概也没有什么办法。律师告诉我，往来的邮件虽然能够成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但目前阶段，却没有什么语句可以作为直接性的证据。
四月二十四日，我把论点做了集中，又发了封邮件。生理期迟迟不来，为此我深感不安，无论醒来还是睡着，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说我绝对不会怀孕呢？请告诉我一下理由。S　2015-4-24　11:48山口的回信，立刻就来了。
四月二十七日，负责此案的A警员发来了信息。看过酒店的监控录像后，稍稍开始积极推进此案的A，这一天，却陡然改变了态度。“逮捕不了。因为没有证据，这事很棘手。”他一口断定。所谓的“没有证据”，莫非指的是DNA？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正打算委托警方对胸罩进行DNA检测。然而一问之下，对方却口气强硬地回道：“我跟你讲过吧？就算把胸罩提交给警方，也只能证明对方接触过这件东西，并不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要想给一个人定罪，就是这么困难的事，因为法律的原则是疑罪从无。”“由于是非强制性调查，假如山口不从华盛顿回国，案件就会被搁置，我们又不可能全体跑到华盛顿去。”A警员道。
恰好在此之前，产经新闻社发行的《夕刊富士》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山口即将调任TBS东京总部的营业性职位。我是从朋友口中听说的。不过，山口本人也曾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过一张照片，内容是刊载他文章的《夕刊富士》陈列在报刊亭里的景象。一名记者的人事调动，竟然获得了媒体的报道，也算是少见的个例了。然而，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竟被调任至营业性职位，更是绝无仅有的先例。“这次调任在什么时候？”A警员问道。我答说不太清楚。对方便干脆地打断了话头：“不确定的事情就别提了。”“我可能被山口偷拍了视频，凭借这一点，估计也无法执行逮捕吧？”我问A警员。“仅仅是怀疑的话，没有办法逮捕，要是有证据倒还好说，可你连相关的记忆都没有。”A警员再次口气强硬地说。我一方面惊讶于他生硬的态度，同时也反驳说：“醒来后的记忆我是非常清楚的。”“那你能说出自己恢复记忆是在几点几分吗？”A警员问。
我醒来的时刻，从离开酒店的时间倒算，可以确定大约在凌晨五时许。当时我正拼命逃离酒店，没有多余的工夫去确认自己是在几点几分恢复意识的。如此一来，A警员又语气尖刻地反驳道：“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只要记忆不达到百分百的精确，就无法支持判决。”说完，他又训斥道：“庭审的时候也一样。之前你明明一直没有记忆，后来忽然就恢复了，这一点会非常可疑。对方律师要是问你，之前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呢？你该怎么证明？”我很后悔。为什么会失去记忆呢？为什么又突然恢复了呢？想问这些问题的，恰恰是我自己。而且，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疑问，我才未能立即报案的。最后，A警员称：“就算是这样，要是你还坚持提出控告的话，那我们也会受理。”为什么就连报案书，警方也不能积极受理呢？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挂断了电话。
没料到，次日又有了突然的进展。上午时分，A警员联络我说：“这回没准儿能行。”据警方调查，山口的调任情况属实，有十五天的暂停出勤期，此刻人似乎在日本。因此，警方希望立即以非强制性调查的形式对山口展开讯问，要求我尽快提交报案书。而在此之前，他们明明连立案的意思都没有。“这么急？”我有些惊讶。但据说第二天便是节日，倘若今天不办理，再推迟一日的话，没有我的报案书，警方将无法展开行动。然而，我却为昨日A警员的态度，和今天“这回没准儿能行”之间巨大的落差感到困惑。另外，我想：逮捕和非强制性调查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便执拗地再三询问。
如此一来才搞明白，原来警方内部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我将要提交报案书的同时，A警员提前向检察官汇报了情况，得到了相当否定的答复。把A警员的话概括一下，就是：“在刑事案件中，实际把控审理进度的，是检察官。警察将调查的结果呈报给检察员，检察员根据汇报做出证据确凿的指示。假若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就把各项文书汇拢之后送交检察厅。这一步骤叫作案卷送检。最终，对是否提起诉讼做出判断的，则是检察官。”与该检察官商谈时，对方突然发话道：“这个案子提不出证据，无法提起诉讼。被害者愿意提交报案书，那是她的自由，但警方只能以非强制的形式听取被告方的陈词，而后立案送检，就到此结束。”
仔细想来，这番话着实奇怪。难道针对所有的案件，被害者是否提交报案书这种环节，都需要提前去跟检方商量吗？A警员前去请示意见的那位M检察官，不仅仅是检察员，而是统一管理数名检察员的高级官员。用A警员的口气来说：“在一堆检察员当中，M官居高位，去问他的话，绝不会有错的。”
另外，以前我对A警员的处理方式提出强烈抗议时，他也曾满含苦涩地抱怨：“我也是身在夹板中两面受气啊！”不管怎样，想到说不定能获得一些线索，为了赌一把可能性，而采取非强制性调查，试试能否行得通——A警员的这份好心值得感谢。不过，就算以非强制性调查的方式对山口进行了讯问，估计他也不会承认强奸的事实。
我决心在提交报案书之前，先给山口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无论如何，我都希望针对怀孕的可能性，与山口做个确认。我想，冷不丁把电话打过去，说不定能套出他的实话。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决断。当时的我，光是看到和山口体貌相似的人，都会惊恐发作，一阵阵恶心反胃。自己真的能跟对方展开交谈吗？不过，此刻无所作为的话，自己一定会悔恨终生。想到这里，我就在友人K的陪伴下，用她家的座机，毅然拨通了山口的手机。对方没有应答。紧接着我又重打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山口仍旧没有接电话。
不过，邮件倒是立刻就来了。那个手机此刻不在我手边。另外，我已经从公司离职了，就算你打到分局和总局也联络不到我。不过，假如伊藤小姐仍希望到华盛顿分局工作，我会把你的意愿转达给继任的分局长。若联络我，请回复到这个邮箱。拜托了。Y　2015-4-28　12:52
非常奇怪的反应。打他的手机，立刻邮件就来了，却还说什么“那个手机此刻不在我手边”，到底什么意思？非常明显，自相矛盾。从内容来说，也并未回答我上一封邮件提出的疑问，依旧在谈工作。此外，这封邮件里还写有一个重大信息，山口说他“从公司离职了”。
下午，我又收到了A警员的联络。于是，我向A转达了山口离职的消息，谁知反而遭到了A的训斥，说是让我不要直接跟山口有任何交涉。“你自己擅自行动，会让调查变得难以推进。伊藤小姐目前所做的事情，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些邮件里的措辞用语，并不能构成证据。你若是想跟山口直接交涉，就不要找警察了，请直接去找律师好了。”
他说的可能确实在理。不过，我却并不认为，安心地把一切交给他们就好。凡是自己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就尽量提前搜集起来。尤其是，我无论如何都想搞清楚，山口说“怀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缺失了那一段记忆。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发生的所有状况，都不折不扣演变成了我身体方面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交报案书了，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从山口嘴里探听到老老实实的真话。
这天，我尝试就录像资料一事联络了喜来登酒店。酒店的监控摄像是一边抹去旧的数据，一边拍下新的影像，所以一段日子过去之后，旧有的数据就会消失。我听说自己的资料马上快过保存期了，心情十分焦虑。果然，据负责接待的保安说，没有法院的要求，不允许调阅录像。我只好暂且委托酒店方面对资料妥善保管。这份录像作为客观性证据，对案情审理至关重要，我固然希望把它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此时也只能相信酒店方面“我们会妥善保管”的承诺。
四月三十日，我前往高轮警署，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警方说必须要有配套的口供记录，于是又把案情从头至尾详细地盘问了一遍。由于自己有丧失记忆的情节，我便把针对“约会强奸迷药”所做的调查，前前后后向A警员反映了好几次。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名曰“强奸迷药”的药物。目前被拿去做这种用途的，大多是在药店花五美元以下便可到手的普通安眠药。无味无臭，混入酒精饮料中给受害者服下，即可使对方丧失意识，达到强奸的目的。在美国，这类案件频频发生，已经构成了社会问题。因此，被恶意滥用的好几种安眠药和镇静类药物，被统一称为“强奸迷药”。倘若喝下此类药物，会暂时失去意识，或在两到八个小时左右持续呈现记忆缺失的症状。其间，人有时可以正常言谈活动，有时则会精神亢奋，或恶心呕吐，但服用者本人对此却全无印象。
我这个人酒量相当好，平时总是担当散场时照顾朋友的角色，光是饮酒的话，从来不会醉到人事不知，更别说只有那么一点点量。况且，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事到如今再说这种话，也没什么证据——心知可能会被什么人如此责备，但不管怎样，我都希望A警员能了解这些事实。于是，这天我把“约会强奸迷药”的相关信息又讲了一遍。
“时间虽说过去挺久了，不过，目前还有什么办法检查出对方是否使用了迷药吗？”这话我与A警员初次会面时问过一遍。此刻，我又问了一遍。A警员答道：“安眠药仅服用一次的情况下，几乎不会在体内留下什么残余。你和那些兴奋类药物的惯用者不一样，药物成分不会留在头发里，现在就算做了检查也没意义。”
当我在报案书和起诉书上签字时，心想：这样一来，关于“约会强奸迷药”的使用，就在无法确证的状态下不了了之了。我曾稀里糊涂地认为，去了警局事实自然就会明了，警察会为我查明真相。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管我把相同的话反复讲上多少遍，得到的答复都是“很难办呐”“不乐观啊”。所谓事实，竟如此难以把握。可我除了逐一去挖掘这些事实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