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社会制造”指这么一种进程：人们通过结构网络彼此互相影响，并且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获得的有效资源为基础来创造他们社会生活环境。“这些资源包括政府权力、经济资本、技术专长以及高远的理想或者暗含着这些理想的各种言论。”国家可以去或者尝试去影响的，是这些资源如何才能有效以及合法的使用，但是，国家介入并以此形成等级、职位的实际的作用方式，却又取决于其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作，而跟国家的自身合法性以及官方怎么说没有关系。我援用“社会制造”的目的，不是要边缘化国家的作用，而是要保持与熟悉的“国家制造”概念在分析方法上的区别。当国家动用资源来构筑其行政能力以及保障其安全时，我们会使用“国家制造”这个术语。昂格尔的目的，不过是想发起支持激进的权力重组的言论，以便使市民构建一个不再为国家所奴役的民主社会，也就是要让“社会”比“国家”更重要。他谈到这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以来的欧洲宪政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政治生活规则保证着人身安全和社会关系不受国家干预。像威廉·布莱克斯通这样的18世纪的宪政理论家们，最基础的假定就是：个人的安全与自由要通过法律来保证不受国家侵害，任何国家的代表人没有权力来中断这种自由，除非“国家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强硬的附带条件是“什么时候国家有很大危险的决定权不得交由执政者，以免使这一标准服务于私人利益”。这些言论在1765年出版，而布莱克斯通也在庆祝英国人借此而创造出宪政体制的成功。他视之为绝无仅有的历史性贡献（这也使他不必将这种恩赐送到遥远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其他国家，例如中国，而只需要送给许多距离更近的国家，如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