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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是，在这些技术中有若干新的因素。
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
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
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时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政府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

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并非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它们也不同于“服役”，后者是以主人的个人意志为形式确认的、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它们也不同于附庸关系这种高度符号化但又保持一定距离、更多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涉及人体运作的依附关系；它们也不同于弃绝功利而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控制的禁欲主义以及修行式“戒律”。
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在于建立一种关系、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得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
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驯顺的肉体。

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规训强制就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
最初它们在中等教育中发挥作用，后来又进入小学。它们逐渐控制了医院领域，又经过几十年改造了军队组织。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往往是些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
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