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机遇

骆师爷，这人会医卜星相，很有见识。我们两人的过往很密切，我跟他学的东西也不少。他平素常对我说：‘人生在世，无论干那一行，要有一种正常职业，自己要学一种真本领，真手艺，不要整天家想升官发财，因为这些事情，都不靠实，到了没办法的时候，自己有一手好技艺，比什么都强的多。就是穷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手艺来，比讨饭吃还好的多。最好就是医卜，将来乱起来，讨饭无处讨的时候，住到一家店里，挂上牌子，行医卖卜，这种糊口法，比其他都高明。’那时候，我认为他说的话很对，每天就跟著他学医卜星相，练字抄东西。我在十七十八十九这三年中，对医卜星相的书，都涉猎过，心里有点根柢，所以学起来很容易。每月收入有三两六钱银子，数目虽少，但还可以养家。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我母亲病故；那时我看人们的死太容易了！越发觉得人生无味。心里总惦著要出家，却是遇不到这种机会。等把我母亲的丧事办完以后，就天天看道书。我当时也想：原先想出家，因为有父母牵挂，现在父母都去世了，也算不没什么牵挂了；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当和尚好还是当老道好。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五处庙，四处是和尚，一处是道人，那四处和尚庙子之中，有一处稍好，但是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懂，其余三处更糟！还不如在家人有规律，心里对他很不高兴。只有一处道士庙，还算不错，这个庙里的道士，就是我上回说的那个王浩然，我想跟他出家当老道，学炼丹他说：

　　‘我现在岁数较大，学这事情还可；但是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炼成炼不成。你若必定跟我学，等于瞎子领瞎子，或者把你领往河里跳，不如待我炼成之后，再来找你。’

　　我疑惑他说这话是骗我，不靠实，他说：

　　‘你不要疑惑，弟子找师难，师成道后，找弟了不是很容易吗？’

　　我听他说这话很有理，才放下心，预备后来跟他学运气炼丹，学长生不老。那时候我下面已经有两个孩子，因为我在营盘做事，每月有三两六钱银子的收入，家境勉强可以维持。

　　（三）满天烽火度流亡

　　光绪廿六年，（一九00年）我那年廿六岁，正赶地方上闹义和团，一般人都像入了魔一样。那位骆坦如骆师爷，他是一位念书的人，眼光看的很远大，当时他常对我说：‘存钱招祸，做官危险！’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不要想什么升官、发财，要学一种真的技能，将来可做一种职业去谋生。

　　那时候当兵的有靳云鹏，和我同岁；袁世凯在小站招十三营，称天下第一军，后来他们都一帆风顺，渐渐显达起来。

　　义和团，在当时，本是一种邪教门，一般人信的都入了迷。在营盘里十六七岁的那些孩子，一念咒就会耍大刀；并且还称名为太乙真人，孙悟空，等神。离了体的时候，还累的了不得，歇半天。我问他们念的什么咒，他们也就随便一说，什么‘一打天门裂，二打地门开，三请师傅下山来，’这简直是胡说巴道。当时听说清政府西太后；还有一个王爷叫端王，都很相信，我看是邪门外道，不合我意，我的心里，完全是想研究世间真理，非澈底了解不可。所以我对于当时流行的那些外道，入而复出者很多，所谓‘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也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四月间，八国联军到北方，闹得炮火连天！那一年，天气很旱，庄稼多半未种上。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南河口，所有洋人的兵舰，都开到那里。夜间炮声隆隆，那时候听电话说（当时电话叫得律风telepone）把洋人的船打沉了很多，其实；没有这事，到了天亮的时候，外国人已竟从南河口登陆了。

　　南河口距我们北塘庄，才二十五里地，洋人既然在那里登了陆，我们那里的人便都恐惶起来。到了八月间，洋人打北塘，我们的房子上，落了一个炮弹，全部被炸坏烧光！我领著一般人逃难，北至芦台过河；当我们走出十五六里地的时候，炮弹像下雨一样，在头上直飞，眼看外国人的炮很大，打出去又厉害，炮弹落那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安，从此我们也流离失所，开始度起流亡生活。

　　在那一个次逃难里，死的人很多！我目睹当时情形，在屋里未经逃走的，没有死，逃出去走的很远的，也没死。就是那一般无知的乡民们，逃难逃到过河的一个摆渡口，军队早已过河，恐后敌人来追，把河上的浮桥拆去，一般老百姓，在那个河口里，都停住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所以开了排枪，一般老百姓，像下元宵一样往河里滚，所以，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那里！后来听说仗打完了，有从远处回家的，看见那条河里，满漂著死人，水完全都被血染红了。那些尸首，女的面向上，男的面向下，一些鸟鹊，争去啄食，在髀股上，啄一个大窟窿，水面上漂漂摇摇的，满是死人的油腥子。

　　回家走到街里，见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子，抱一个小孩，投在水缸里死了。河北里有一个妇人死在路旁，她那个小孩还在怀里吃奶，那种凄惨光景，简直教人不忍看下去！

　　（四）一路蹒跚到大连

　　劫后余生，职业固然是没有；而生活也就随之成了问题。在十分没办法之下，我便约集几个本地人，准备往外走，另谋生路。那时候，中国军队为了防御外人，到处埋有地雷，人们践著就死。洋人很狡猾，在他走路之前，先赶一群牛羊走过去，试试看有无地雷，然后洋人再走，我们走的时候，只走有青草的地方，凡是有松土之处，不敢去行。

　　我们六个人之中，我算一个首领，领著他们，走出去廿五里地，到了塘沽（即南河口）外边来了一个洋人，我看那样，大半他是个德国人？他远远的迎面摆手招呼我们：

　　‘苦力！苦力！’

　　起初，因言语不通，也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敢过去。后来，听说他叫苦力，每天给一吊津钱（即半元钱）我们冒著险就去了。

　　走到那里，见他们住的房子，都是民房，外面还有挺大的院子。有一个洋人，用他们的锡碗（白铁的）盛了些牛肉和大蚕豆等，叫我们大伙吃。外国人吃饭，向来都是用叉子，刀子，不用筷子，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没找到筷子，用手就吃起来了。

　　本来我们走的时候，手里一个钱也没有，跑的又渴又饿，正愁没法吃东西，可巧；在洋人这里吃了一顿饱饭，大伙多都很喜欢的。

　　吃完饭之后，那个外国人就用手指画，意思是叫大伙把用的碗洗干净。我们那几个同伴们，只见洋人指画；并不知他指画的什么事，我把这意思看透了，就告诉同人们，让他们到屋后那个水沟里把碗洗干净。他们五个人，都拿著碗去洗，因为吃牛肉的碗油多，凉水洗不下来，等他们洗完拿回来之后，被洋人打了几个耳光！意思就是嫌他没洗干净；虽然他们挨了打，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叫他们到了后边，先用泥把碗上的油擦净，然后再用水冲，他们照这样去洗完拿回来时，洋人一看，也就欢喜了。

　　不一会，又出来一个洋人，手中拿一把刀，见著我们就指画，他的意思是想杀我们，我们那几个同伴都吓的不得了，我在没办法之中，便以手指天，以手拍打自己的胸膛，意思是上面有青天，我们要讲天理良心，不能无故害人，这样他才作罢。

　　不过，我们大伙都不懂他的话，也不敢就走，住了一会，在院里出来一个剃头的，他预备要走，被那个外国人，用一支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我们大伙，在那里看了这种情形，更是出进不得。又住了一会，出来一个老鬼子，手里拿一个门闩，见了人，便往腰上打；幸而我跑的快，躲在后面去，没有打上，我们大伙一齐都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外面，我们大伙方明白洋人的意思：那个剃头的是有用的人，不让他走；而他偏要走，所以把他打回去。我们大伙，吃过了饭，早就该走了；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仍然不走，所以才用门闩把我们赶出来。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在外面还遇见很多的日本兵，小矮个子，大半都是些琉球人，走路的时候，处处要躲避他们。一直走到下午，也没遇见一座店，我们手里也没有钱，对于吃饭很成问题。后来，我又领著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我一听，倒很好，我们正愁没地方住，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无论如何，先吃一吨饭再说。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

　　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吃的也还算不错。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楼底下都铺上木板，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听到外边吵嚷之声，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到现在七天还不开！’

　　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起的纷争，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那个工头对我们说：

　　‘一定给你们现钱，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

　　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不靠实，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

　　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我们就跑去了。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有军用品，苞米，大米，沙糖等。做工的人，老幼都要，老的站在一边，小孩站在一边，又选大个的人做重活，我的个也不小，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当时我心里想：糟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又发疟疾，一包大米，一百六十斤，两个人架到肩膀上，一个人肩著，由轮船往火车上装，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我的力量小，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著，弄不好就打人，这怎么办呢？

　　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的抗下来一包大米，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那里隐藏著，偷了点懒。路旁里那包大米，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

　　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到了响午的时候，听汽笛响，工头招呼吃饭，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

　　到了下午，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每包八十斤，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这还勉强可以干，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给一吊津钱。

　　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沽住。我把一吊津钱，交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

　　到了东沽，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他问明了我的来意，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我表兄也答应了。

　　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因为那时候乱，也没很大的船。后来看见来了一支大艇船，是早先做的，搁起来没用，两头尖，黑色，很宽大，拉起帆来，走的也很快，每人化五块钱，坐船到旅顺。

　　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是在大连湾，有一家大记公司，专管装卸火车材料，收多少件，画码，每月给三十圆薪水。比较起来，总算不错。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广东人包出来的。

　　我在光绪二十六年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那时家中，还有妻女二人，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