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谈观众

我最欣赏塔可夫斯基的一点，其实是他从不曾向商业化妥协，也不去取悦和迎合观众，坚持忠于自己的艺术创作。
我看了好几遍伯格曼的《假面》，每次都有新的感触。这部电影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每一次看都会有代入感，每一次看都会引发不同的阐释。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电影降低到电视产品的平均水准，不可饶恕地戕害了观众，剥夺了他们接触真正艺术的可能。
以追求理想表达为准绳的艺术几乎丧失殆尽。对真与真理的追寻为每个时代留下了印迹。无论这种真理多么严酷，它都有益于人类的健康。真理意识是时代健康的象征，永远也不会与道德理想相对立。
假如极力隐藏、掩盖、淹没真理，故意将真理置于扭曲的道德理想的对立面，臆想法度森严的真理能够打消多数人心中的理想，那么这意味着，用于评判艺术的美学概念被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目的所偷换。只有高度忠于自己的时代，才能反映现实，摒弃做作的宣传式的道德理想。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电影是否会成功和我没什么关系，因为该做的我已经做了，我无力改变什么。我也不相信那些说自己不在乎观众的导演。我敢说，每一个艺术家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自己的作品与观众见面，期待并相信自己的作品能与时代产生共鸣，因而为观众所需，拨动他的心弦。不去刻意取悦观众，但同时又惴惴不安地期待观众会接受并喜爱自己的电影，这二者并不矛盾。从这种兼容性中我看到了艺术家和观众的关系的实质。这是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关系
想要欣赏艺术，所需并不多：有一颗敏锐、细致、柔韧而且对美与善敞开心扉的心灵，能感受直接的美学经验。例如，在苏联，我的观众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通常并不具备多少专业知识。我认为，人接受艺术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取决于他的精神层次。
拍电影时，你自然不会怀疑别人也会同样地关注它，为它激动。对观众的态度，既不用讨好，也不用献媚。对观众或交流对象最大的尊重，是确信他不比你蠢。然而为了能让交流进行下去，至少要先找到双方的共同语言。就像歌德说的，想得到睿智的答案，就得睿智地提问。艺术家和观众之间实现真正的对话，其基础是双方对问题有同一个层面上的理解，或者至少在艺术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水平之上。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如今不仅是观众，电影艺术家也面临着客观上的困难。艺术形象对观众有选择是很自然的，只是对于电影来说，这个问题日益尖锐，因为电影制作是一种高成本的享受。因此，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观众有权选择兴趣相投的导演，而导演却不可能公开宣称自己根本不在乎把电影当作消遣当作逃避现实痛苦和庸碌的方式的那一部分观众。
顺便说一下，不能责怪观众品位糟糕。生活没有给我们完善审美的平等机会。这当中真是有非常戏剧性的情况。只是不应当就此佯装观众是艺术家的“最高审判者”。什么样的观众可以当此重任？因此，制定文化政策的人应该关心一下，如何营造一种文化气候，如何界定文化产品的水准，而不是拿赝品糊弄观众，不可挽回地毁掉他们的品位。这种问题是艺术家解决不了的。很遗憾，文艺政策不是由他们制定的。我们只能为自己作品的水准负责。艺术家自始至终都要忠于他自己的感动，假使观众合拍，他们的对话深刻而有意义，那么于他就是种幸福
艺术家能给予观众的，只有独自面对素材时的赤诚。观众也会理解并欣赏我们为此付出努力的意义。
假如一昧取悦观众，对其品位不加批判地接受，反倒意味着不尊重他们，意味着我们不过是想赚观众的钞票，观众并没有被崇高的艺术形象所感染，艺术家却学会了怎样保证收入。其结果是，观众将一如既往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正确永远都是相对的。如果不去培养观众的品鉴能力就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完全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