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托克维尔与自由（背景）

起因（19世纪）：人与物理世界关系的变化（西方科学界变革、心理学界变革）、人类思考和构建世界方式的变化（交通方式、通讯方式的变革与新自然的东西如、电灯等）、政治思想的变革（如法国大革命）
↓三大类政治观念
    以上三方面的广泛变革，衍生出了三大类或多或少不同的，但有时又彼此相关的政治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些思想的人往往不是最适用这些思想的人。19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似乎更是知识分子、专家阶层或终日生活在书斋中的人的构想结果，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1.商业、农业和工业的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更多的财富，并最终带来了生活的更高水准及繁荣富强。但这种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人们普遍离开农村涌向城市，这个潮流时断时续——在欧洲一直持续到今天。财富不均以及城市中惨不忍睹的居住环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19世纪还产生了政治集合体的另一种概念。政治国家的界定，不再是对某个特定皇室或王朝的效忠，而是出于独特的历史或文化认同而效忠于某个民族。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民族来看待自己，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宗教或共同的文化遗产。以这种方式界定的政治实体以及忠实于这种政治实体的人们，打算完全重绘19世纪的欧洲地图。
    3.借助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终究会成为推进新政治实体的动力。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最受轻视的政治信条。它也可能是最不被理解和最被彻底低估的理论。由于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它很不擅长为自己辩护。最初，人们是为了抨击旧制度对政治、宗教和经济的滥权，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之后，自由主义思维惯有的那种批判特性又会朝着自己开火。此外，由于自由主义原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要求改革的原则，在改革完成之后它似乎就无可置喙了。
^①殖民扩张（同时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贸易阶段）、城市化与阶级矛盾激化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发展
②民族意识觉醒
③下文详谈的自由主义
造成19世纪自由主义之困境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并没有一种乌托邦的愿景。尽管自由主义者试图去改良世界，但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试图去改造世界或者改造人的本性。在与乌托邦主义等政治力量的较量中，自由主义往往看起来有些平淡，满足于它所处的世界。不仅如此，在19世纪的一百年中，连自由主义者自己都发现他们会或短或长地转变成乌托邦主义，尤其禁不住民族主义的诱惑。
    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试图在法国大革命所造就的积极而不可逆转的变化上有所建树。他们希望寻找到一条能使人民主权制度化的模式，既非恐怖笼罩下的专制主义，也非大众民主。他们期待的世界，是一个由富裕及有教养的人来引导和支配政府的世界，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护和支持市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的世界。然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不明白，首先，法国大革命之后不可能实现长时间的政治稳定，法国大革命所释放的力量将会不断扰动、改变欧洲的政治体制。其次，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力量正从根本上改变市民社会的特征，使得它更有活力，内在也更不稳定。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部分思想起源于启蒙运动，形成于那种变化缓慢的政治经济秩序中。而19世纪，他们却试图把这些理念和词汇应用在一个快速而不断转变的环境中。
    更为特别的是，自由主义者寻求一种经济自由的体系，在国内不受政府的干扰，在国际经济中可以自由贸易。他们期待的是责任政府，意即君主手下的大臣们应该对议会和立法机关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这看起来是一个适中的目标，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责任内阁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还未实行，包括英国。自由主义者也赞同对选举权作比较严格的限制。他们怀疑民主制度，事实上，他们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认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参加到政治国家中。在这方面，他们对工人阶级怀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恐惧。自由主义者希望中央政府只拥有很有限的权力，希望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后，自由主义者大多不信任现有教会，因为他们看到这些教会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支持者。我们可以指出一种普遍现象一尽管也能提出不少例外一即自由主义者普遍反对教会，只不过有人温和，有人激进。
^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追求：①政治思想：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追求有德行的人掌握统治权或精英政治
②自由贸易体系
③责任政府：限制选举权、本质上反民主、中央政府尊重公民的自由
④几乎是普遍不信任教会
*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个人主义者，甚至还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主张解除社会经济势力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工人阶级的壮大会威胁自由主义者狭隘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