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东汉考试制度的改革 114

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与孝行的重要性非常类似。两者都依赖仪式化的常态行为。汉代已理解到孝行其实是一种私人德行，只在个人行为的领域里有意义。不过，到了公元2世纪，仪式化的孝行却成了标准，政府也认为个人能否遵循仪式化的孝行可以是衡量其道德品行的可靠方式。因此，只要可以召募到这些能够切实遵行仪式化行为（尤其是孝行）的人，就能够建构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由于把根据既定行为常规衡量而得的道德品行视为第一优先，评估程序的平等或公正也就因此道到了忽路。这就是中国选拔精英理想的最大的矛盾所在：道德生活与公平客观的评估程序竟然在根本上互不兼客。汉代的制度没落之后，这项矛盾就随即浮上了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