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与辜负

人们认为，正是由于玛丽的谎报，真正的强奸受害者才很难取信于人。人们称呼她婊子和妓女。
当安珀回忆罪犯给她盖被子的细节时，将其称为“温柔”。
这让加尔布雷斯困惑不已。怎么会有人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折磨之后，用“温柔”来形容侵犯她的人？她感到很担心。或许是这家伙表现得很正常，又或许他是个警察。她对自己说：“要找出此人不容易”。
她（加尔布雷斯）认为，遭受性侵的女性与所有女性并无不同。受害人可能是母亲、青少年、性工作者。她们或许住豪宅，或许住廉价旅馆。她们可能无家可归，也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她们可能是黑人、白人或亚裔。既有醉倒不省人事的受害人，也有完全清醒的。她们可能对性侵犯做出各式各样的反应，有可能歇斯底里，也有可能克制隐忍。遭受侵害后，有人选择告诉朋友，也有人将秘密深埋心底。有的受害人或许会立刻报警，也有的可能会等上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好几年。
加尔布雷斯在处理强奸案时有自己的原则：倾听与核实。“很多时候人们会说，‘相信你的受害人、相信你的受害人’，”加尔布雷思说，“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认为应该倾听被害人的讲述，然后依据事情的进展来证实或反驳。”
当涉及强奸时，受害人经常遭到质疑——不仅来自警方，也来自家人和朋友。警察与公众都有一种感觉，即并非所有的强奸报案都是真实的。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是不实的。犯罪学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试图确定有多少女性在报告被强奸时撒了谎。研究结论五花八门。
专门研究性侵犯的学者们确定了一个范围，大约2%至8%的强奸指控是虚假的。但这个范围与一个特定的定义相关：它只计算那些警方能够证实报案女性故意撒谎的案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警察们只是放弃了他们认为有疑问的案件，不再深入调查。事实证明，虚假报案的真实比例难以捉摸，会受到宣传、对性侵犯的不同定义等因素的干扰，而且从一种笼罩于羞耻和秘密的犯罪行为中提取具体数据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研究表明，越是亲密型犯罪，人们越会关注受害者的行为，当然，没有什么犯罪比性暴力更亲密。”阿尔尚博说。
“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凭借受害者对性侵创伤的反应来衡量其可信度。”
电视剧里经常把DNA当作可以解开每一个谜团的钥匙。调查人员在武器上发现一抹血迹，或者在烟头上发现唾液痕迹，就将样本送到实验室。实验室将样本与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砰，一击命中，罪案就在扣去广告时间的不足一小时内得以告破。然而现实并非如此。FBI管理着全美国最全面的悬案数据库——DNA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简称CODIS）。该数据库内收集了1 500多万人的基因图谱，其中大部分来自被定罪的罪犯。这些图谱来自在司法过程中的某个节点在受控条件下所采集的DNA样本——例如，当疑犯入狱时被要求采集口腔拭子之时。然后，分析人员将DNA样本分解成碎片，从而产生一个人的基因图谱——与X光胶片上的条形码非常类似的一组条纹图案。只有当基因图谱包含一个人DNA的13个不同基因座的遗传物质时，FBI才会将其录入数据库。当探员在犯罪现场发现某种体液——血液、精液或唾液，这个数据库就开始发挥它的威力。一旦犯罪现场样本被处理，就能将它与数以百万计的储存样本进行比对。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通常FBI只会比对含有13个不同基因座遗传物质的样本。如果DNA样本被降解或数量有限，以至于只能分析出5个或10个基因座的完整信息，FBI就会拒绝接受该样本。由于坚持这种“高度严格”的比对标准，据FBI估计，发生比对错误的概率仅有十亿分之一。
FBI建立的收录了数千种犯罪信息的数据库，名为暴力犯罪缉捕计划（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简称ViCAP）。设计ViCAP数据库的目的是抓捕连环杀手与连环强奸犯。它的原理在于，被专家称为连环犯的惯犯所呈现的行为模式特征几乎和指纹或DNA片段一样具有独特性。
“但太奇怪了，当我坐在她身边听她讲述发生的事情时，我就有了这种非常荒唐的感觉，就仿佛我是《法律与秩序》的忠实粉丝，正在听她给我讲剧情。”一部分原因在于玛丽诉说的内容。为什么强奸犯要用鞋带把她绑起来？这似乎很奇怪。一根鞋带能绑得住人吗？为什么他没有带绳子或手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玛丽讲述的方式：“她是冷漠的，疏离的。她的情绪与所说的内容是脱节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一种审讯方法在美国警界一直占主导地位。与性侵取证套盒一样，这种方法也可以追溯到芝加哥，追溯到一位名叫约翰·E.里德（John E. Reid）的警察，他因不使用武力获得嫌犯供述而闻名。里德旨在通过言语、讲述和同情的表达来获取口供，而不是凭借棍棒和电线。他这种能力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以至于他离开了芝加哥警队并开始从事警察培训，向他们传授其审讯技巧，即所谓“里德技巧”。
警方的问询是非指控性的，它是一种收集信息的行为；而审问是控诉性的，它是一种说服行为。根据《里德技巧之要点：刑事审讯与供述》（Essentials of the Reid Technique：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一书：“只有相当确定嫌疑人有罪时，调查人员才会进行审讯。”
运用“里德技巧”的审讯者要使用启发性的问题，并学会如何对回答进行判断。一个最受欢迎的提问是：你认为做这种事的人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答案越是躲躲闪闪——好吧，这要看情况——越可能是有罪的。提问者可以运用包括诡计或欺骗在内的手段。探员可能会声称证人说了一些其实没说过的话（他说他看见是你做的），或者声称物证显示了一些其实没有显示的东西（我们在枪上发现了你的指纹）。这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一个无辜的人是不会上钩的。提问者要学会评估言语行为。一个明确的回答？可信的。包含“一般”和“通常”等含糊用词的有所保留的回答？不太可信。不连贯的回答是好的：我／没／做／过。嘟嘟囔囔则不妙，因为这暗示着说谎。
“里德技巧”也非常重视对身体语言的解读。审讯者评估被审讯者的双脚位置、身体姿势和眼神接触。“说谎的嫌疑人一般不会直视侦查员，他们在回答问题时会看着地面、旁边或天花板，仿佛在寻求某种神灵的指引”，《里德技巧之要点》如是说。如果嫌疑人的手伸向脸部——比如说，挡住嘴——也可能是欺骗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实际上是通过手指说话，就好像他的手可以凭空抓住自己可能吐出的罪状。”
一旦确信嫌疑人有罪，探员们就要学会终结对话，就像推销员那样。如果嫌疑人开始否认有罪，审讯员就会举起手做一个通用的“停止”手势，或者把头转开表示不感兴趣。《里德技巧之要点》说：“有罪的嫌疑人越是否认参与犯罪，他说实话的可能性就越小。”随后，审讯者给嫌疑人提供一些挽回面子的出路——伙计，他们付给你那么少的工资，谁会责怪你多拿了点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道德上的负罪感。至于坦白带来的法律后果，探员们都被教导要避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嫌疑人决定说真话，那么提及任何后果或可能的负面影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当嫌疑人坦白的时候呢？探员们会要求嫌疑人提供书面供述。
玛丽感觉问话似乎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她做了她面对压力时总是会做的事。按她的话说就是“关掉开关”，压抑那些她不知道如何应付的情绪。在她承认编造故事之前，她无法直视那两位男性警探的眼睛。承认之后就可以了。承认之后她还笑了。她进卫生间洗漱了一番。关掉开关是一种解脱，而且能让她离开。
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也认识到将可能的受害者称为骗子的危险性。
对于警方来说，作出严厉处罚属于情理之中。每一次报假案都是对资源的浪费。在玛丽的案件中，若干巡警、犯罪现场技术人员、探员以及一名警方指挥官和一队救护人员紧急赶往她的公寓，这使得他们无法完成其他职责或响应其他报警电话。随后，在医院里，一名医生和一名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花费大量时间为玛丽做检查，令他们无法照顾其他病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梅森和他的同事们投入了更多时间调查案情。还有就是此案对广大公众的影响。玛丽被强奸的消息在西雅图市区广为流传：一个陌生人闯入民宅并持刀袭击了一名妇女。这无疑引起了恐慌，尤其对于她所住公寓楼内的邻居，以及与她共享同一个住房资助项目的其他参与者。
玛丽一案中，警方没有嫌疑人。若是有，一个无辜的人就要经受被警察审问的严峻考验。嫌犯的家人或者同事，又或许邻居也都可能遭到盘问。更有甚者，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被指控，甚至被定罪。虚假指控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从而损害无辜者的名誉。
对林伍德市警方来说，正式认定玛丽报假案意味着强奸案的调查就此结束：没有什么好调查的。警方不会再收集更多证据，也不会继续完成邻里排查。对于此前排查时未能询问到的住户——6家是玛丽原先公寓楼的住户，7家住在邻近公寓楼内——不会再有警官继续跟进。已经收集到的证据会按照警方的章程进行处理。一旦过了规定的时间，玛丽的床上用品就会被销毁。从她床上采集的毛发和纤维以及从玻璃推拉门上采集的DNA拭子也会被销毁。她的性侵取证套盒也将被销毁。
甚至玛丽的陈述本身也会从官方记录中消失。FBI每年都会从全美各地警察局收集犯罪数据。执法部门利用这些数据来规划预算，研究人员运用它们进行趋势研究，而立法人员则将它们用于草拟犯罪法案。在提交给FBI的年度文件中，林伍德警方将玛丽的强奸报案认定为“无稽的”——这是对所有被视为毫无根据的或虚假的报案的总称。
警察在她公寓里发现的那张学车许可证是临时的，那是她走向独立之路的一步。但她从未迈出下一步，从未考取驾照。她选择坐公交车上下班。
自尊让位于自我厌恶。她开始抽烟、喝酒、发胖。她做出种种错误的选择，和偷她钱的问题人物交往。
简而言之，玛丽被指控制造虚假恐慌，在明知自己没有遭到强奸的情况下谎称被强奸。
这个消息击溃了玛丽。她已经给了警方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们一份书面声明，而且放弃了接受测谎检查的要求，然而却得到这种下场。现在，任何继续前进、渡过难关的希望都破灭了。她不了解法院系统，她不知道这次起诉会花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她知道她很可能得独自面对。她的朋友们已所剩无几。他们不会争相陪伴她去法院。
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职业生涯之初的那个判断是错误的——虚假报案浪费了警方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作为一名警探，他意识到，如果信息提供者担心因为撒谎而被捕，那他们就可能不愿意分享线索。事实上，莱克伍德市警局高层不鼓励逮捕报假案的人，除非是极端情况。
此外就是性侵案件特有的风险。强奸本就是一种报案量低于实际案发量的犯罪活动，指控那些已经站出来却没能获得警方信任的报案人，会令强奸受害人更加不敢报案，使得强奸犯逍遥法外，而他们可能再次犯案。这将助长那种“许多妇女谎称被强奸”的错误观念。“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国际组织”在其警察培训材料中指出，虚假的强奸报案往往源于“严重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处置此类谎报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将其适当地转介给社会服务机构，而不是针对报假案提起诉讼”。
“作为一名警探，执行搜查令是家常便饭。有时你会找到好东西。有时，你只能找到一点。但通常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你找到的几乎每一样证据都能把一件案子与其他每一件案子联系起来，”哈塞尔说，“找到如此之多的证据会让人觉得，这太傻了。”
这向来不是容易的事，也不寻常，但他已经习惯了，就像警察面对尸体一样。“一段时间后你会对它形成一种粗糙的免疫力。但有些时候我还是必须站起来走开。”
在奥利里下载的文件中，埃文斯发现了一本关于警察技术的电子版书籍：《强奸案调查手册》（Rape Investigation Handbook）。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位有几十年性侵案件调查经验的街头警察：前纽约警察局警官约翰·O.萨维诺（John O. Savino）与犯罪心理侧写师布伦特·E.特维（Brent E. Turvey）。这本手册的写作风格很亲切，有很多轶事。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强奸犯的罪行和对他们的剖析的，但书中也介绍了调查技术：触碰DNA检验法，ViCAP的使用，连环强奸犯的特征等等。埃文斯认为，奥利里可能研究过这本书。
他是个不断学习的强奸犯。
他的犯罪活动是有学习曲线的。他的说法是：“当你变得越来越内行，你犯的错就越来越少。”“内行”是他特有的用词。他有一整套强奸语汇；他的用词缺乏人性，经常借鉴军事术语。公寓楼群是一个“目标丰富的环境”。在“监视”时，他希望“有多种潜力可供利用”。他把最后的准备工作——作案当晚在受害人住所外面清点面具、捆绑工具、手套等——称为“战前检查”。
加尔布雷斯意识到，她不是在帮助同行解决一个悬案，而是要通知他们犯了一个不可想象的错误，一个警察可能会犯的最糟糕的错误。当她回顾林伍德市的调查时，看到疑点从哪里开始，如何蔓延，以及玛丽在受到质疑时如何屈服，甚至接受认罪协议，加尔布雷斯能够想象照片中的女人经历了什么。她也能够想象林伍德市警方未来的日子。
玛丽的案子虽然很特别——遭到侵犯的受害人却被警方指控——但其实类似案件在全美各地都时有发生。这反映出有些警察部门对涉及性暴力的报案持不以为然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态度。
在美国，不知道有多少女性被指控谎称遭强奸，后来又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没有相关的确切统计数据。但即便是玛丽这样的案例——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起诉成为迫害，受害人不仅被控撒谎，还被刑事起诉——也不是孤例。
苏珊·布朗米勒在她1975年所著的《违背我们的意愿：男性、女性与强奸》一书中写道，她前往纽约市格林威治村某警察局询问强奸案的统计数据，她了解到，该分局当月收到35起报案，却仅实施2次逮捕。“这样的记录不算太好吧。”她向一位警司表示。“你知道这些报案代表了什么吗？”那位警司问她，“没能收到钱的妓女。”布朗米勒认为，该警司的态度反映了执法部门的一些深层问题。她写道：“一个不相信强奸罪行存在的警察，他只会作出一种决定。”
对香农而言，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令她心中百味杂陈。解脱、悲痛和负罪感，全部涌上心头。奥利里的被捕意味着玛丽得到了平反，它意味着玛丽的确遭到了强奸，还意味着玛丽被抛弃了——“在她人生最绝望的时刻”，香农说。“知悉他们抓住了罪犯，同时又了解到事情确实发生过，我的心情十分复杂，”香农说，“她被强奸了，却没有人相信她，特别是她生命中那些曾经支持她、照顾她，并试图疗愈她、帮助她的人。我们也不相信她。这太可怕了。”
韦纳对于每次强奸暴行持续的时间有点担心。每位受害人都经受了三四个小时的虐待。“陪审员的典型思维是：‘好吧，她没有叫喊。为什么你没有尖叫？为什么你不反抗？你本来有可能轻松脱身的。’”而且他还担心，由于奥利里对每位受害人的情况都掌握得如此详细，陪审员可能会想：她是不是认识这个人？诸如此类的担忧阻碍了许多强奸案的调查。研究人员称其为“顺流思维”——调查链中的每个人都倾向于考虑下一个审查强奸指控的人将如何看待它。这种顾虑从受害者开始，她担心警察是否会依据她裙子的长度或者她喝了多少龙舌兰酒来评判她；接下来，它影响到警察，他们想知道检察官会如何看待一起没有物证只有双方各执一词的案件；最后延伸到检察官，他必须考虑陪审员会如何看待一位女性的证词。强奸案起诉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种种疑虑的困扰。韦纳相信他能证明本案的事实——毕竟他有强奸犯实施犯罪的真实照片。然而，对强奸受害人的怀疑使得审判并非易事。他特别担心那些被奥利里侵犯过的女性，因为她们将不得不成为证人。她们要如何坚持下来？她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询问。她们必须忍受被袭时那些痛苦而隐秘的细节在法庭上被披露给在座的陌生人，并最终被媒体公之于众。她们将坐在证人席上，而奥利里就坐在几米开外。最后，她们会愿意作证吗？
当涉及强奸报案时，正如苏珊·布朗米勒所写，刑事司法系统长期以来一直信奉一种“被男性珍视的假设，即女性倾向于撒谎”。在全美各地的法庭上，怀疑是一贯的默认设置。
对于声称被强奸的妇女来说，该学说的核心前提——“她想象出来的”——只是“她愿意”的一种变体，而后者是法院和法律文献中长期以来提出的一种推定。“虽然这位女性从来没有说过‘可以’，不，更多的是，虽然她不断地说‘不行’，并且保持像样的抵抗直到最后，但她仍旧很有可能非常乐意被这样对待。”
在林伍德市警察局，玛丽的案件导致了实践和文化方面的变革。警探们接受了有关强奸受害者和创伤的额外培训。他们学习了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发布的方案——由乔安妮·阿尔尚博撰写的指南——与受害者建立信任，表现出尊重并保留判断力，让受害者对何时何地接受询问拥有发言权。强奸受害人在当地医疗中心能够立即得到律师的帮助。调查人员在怀疑强奸报案的真实性之前，必须掌握“确实的证据”证明当事人说谎。对报假案的指控现在必须经由上级审核。“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莱德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里德技巧”已经受到广泛的审视，因为DNA检测技术暴露了大量无辜者向警察认罪的案件。2017年，警方咨询公司Wicklander-Zulawski & Associates宣布不再教授这种审讯技巧，原因是该技巧有获得假供认的风险。“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动作，但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该公司总裁表示。“里德技巧”得名于约翰·里德，而他的名声部分建立在1955年内布拉斯加州的一起谋杀案上。在此案中，他从年轻护林员达雷尔·帕克（Darrel Parker）的嘴里问出了供词。然而23年后，一个名叫韦斯利·皮尔瑞（Wesley Peery）的死囚承认，他才是真凶。帕克已在2012年被正式无罪释放，也就是玛丽的犯罪记录被删除的第二年。
玛丽的案件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堂实物教学课。阿尔尚博提醒称，一名强奸受害者的回忆可能是杂乱无章的，矛盾的，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她的案件也展示了简化调查以及丢弃性侵取证套盒的危害。警察一怀疑玛丽撒谎，就立刻停止了调查。一旦断定她在撒谎，他们就销毁了她的性侵取证套盒。全美范围，类似被疏忽的案子比比皆是，只是规模更大。
与此同时，侦办性犯罪案件的警察们已经变得更加愿意接受新的方法。许多警探接受了“创伤知情询问”的培训，从中了解到创伤会对强奸受害者的神经系统造成何种影响。他们学会询问受害人的感官记忆，这有助于回忆其他细节。（你记得听见什么声音吗？你闻到什么味道？）他们学会让受害者不受干扰地说话，并理解她们的描述可能会不流畅。他们学会提出开放式问题，同时避免任何关于审讯的暗示。
“小细节可能不一致，但在我的每一次讲述中都有一个人闯进我家，强奸了我。”
得知奥利里被捕的那天，玛丽向林伍德警方询问他还伤害了多少其他女性。她忍不住想：如果我没有放弃指控，也许她们能够幸免于难。这是她要背负的另一个负担，尽管对她来说不公平。
玛丽知道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故事的结局。“阶梯计划”中她的同龄人——那天围在一起听她承认自己撒了谎的青少年们——他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吗？伊丽莎白知道。她就是坐在玛丽右手边的那个女孩，玛丽当时感受到了她的同情。她们后来成了朋友。玛丽得知伊丽莎白也曾被性侵犯，但伊丽莎白什么也没说，因为害怕人们不相信她。至于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他们不太可能都知道后续。人们带着误解，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