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光明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我试图与世界建立起联系的冒险经历：在非洲马里建立一所学校；去阿拉斯加攀登冰山；在新泽西州和我的导盲犬一起训练；去哈佛学习法律；还有白宫，在那儿我和奥巴马总统度过了奇妙的时刻。和大部分回忆录不同的是，书中的故事都是用现在时态来写的，虽然这些美好又惊奇的经历发生在多年以前。。
没有什么能真正保护我免受世界的暴力。我的家人不能，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能，甚至盲人青少年的自我防御课程也不能。我就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脆弱。我爱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我也是。
显然，认为老师一定会把必要的信息传达给我是想当然。如果想要成功，我就得努力抓住每一个视觉上的细节和每一句说出口的话。每一次都得抓住。
这是一间可视听教室，一座可视听学校，一个可视听的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可视听的人设计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就连最基本的信息都很难获得。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是一个残疾人。假如我想表现出色，我就得走出舒适的小世界，融入他人的天地。
父母的挣扎来自战争和失去，而我则要和对残疾人的歧视做斗争。坐在这里，听着这些故事，我能感受到二者的相通之处。萨巴以强大的内在力量抵抗政府的压迫，从逃难的危险旅程中幸存下来。我爸爸鼓足勇气离开舒适的家，到一个陌生而孤独的国家独立生活，从一盘烧焦的意大利面开始学习自力更生。我的父母都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方式，那么，我也可以。
    我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我有限的听力意味着我听不到生活中的大部分音乐。我只能听到键盘音域中高频区的一小部分声音。以我的听力，我能弹出一些简单的旋律噪音越少越好。
    通过触感来学习音乐对我来说效果更好。……
无论有视力或没视力，有听力或没听力，没有人什么都懂。谦虚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会打开通往知道之路的大门。
天空像一道黑色幕布，缀着几十亿个闪烁的光点。星星离我们那么近，没有了城市的灯光，清晰可见。不知为何，我的视力不能让我看到约瑟夫的微笑，却能让我看到星星。视觉有一种神秘的运行机制。
木工班成了我的最爱。每次我掌握了一种电动工具我都觉得自己在重新定义做一个盲人的意义。有些学生觉得工具很可怕，但我不这么觉得。
然而当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那恐怖一幕的记忆在我脑海中萦绕。如果我父母听说这件事，他们一定会怪到我的残疾头上。他们也许会禁止我穿越铁轨，或者穿过街道，或者这辈子只有在他们陪同的情况下才能出门。每当我回想起那道铁轨，闪电般炙热的罪恶感都会贯穿我的身体。感觉我一瞬间的分心会让盲人的生活倒退几十年。大部分人会归罪于失明，但了解残疾的人会意识到是粗心大意造成了危险，而不是失明。
LCB的指导老师们告诫我们要注意，视力是有等级制度的，在这个制度中，社会赋予拥有更多视力的人某种特权。盲人有时会内化视力等级，完全失明的人服从于有部分视力的人，有部分视力的人服从于有完全视力的人。这种划分使盲人群体产生隔阂，助长了结构性压迫。培训项目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意识到并抵制这些压迫性制度。
在一个大部分人都能看见的世界里，我作为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视力正常的人出于好意，却剥夺了我们这些人体验自我发现的机会。我们都需要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帮忙，什么时候该退后，说“检查每个角落”。
不知怎么的，我无论如何都想要建立一个社区，让人们相信残疾本身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来自社会、身体和数字时代。我希望我能有足够的力量和技能向世界传授LCB告诉我的经验。
一方面，他认为我可以做一个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因为他看到我做了；另一方面，他认为我没法做一个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因为社会让他相信盲人是没有能力的。矛盾的信念会产生压力，所以人们放弃其中一个信念来创造和谐，这叫作认知失调理论。大多数人选择接受社会的信念，那就是健全中心主义，因为拒绝它，即违背主流叙事——需要更多有意识的努力。
一年后，食堂感觉不一样了。菜单如期而至。也就是说，克劳德信守了他的承诺。看得到菜单大大减轻了我走进嘈杂食堂的压力。吃素也变得容易多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我把这件事定性为公民权利的问题。
    “哇哦，我不知道听力正常的人在这里也听不见，我很高兴他们给你发了菜单。”
    比尔的回答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的呼吁声影响了整个群体。我努力带来的改变不仅为我自己，也为刘易斯和克拉克学院未来的盲人学生争取了更多辅助性权利。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想，菜单这件事是否真的值得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争取。有一阵子我想也许我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状况了。不过逃避问题并不会让问题消失。从熊眼前跑开，它就会追你。如果我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我整整大学四年。
失明只是缺乏视力，但人们却把残疾夸大到荒谬的程度，认为残疾人都是无能的、智力低下的，也无法以其他方式做出任何贡献。这是几十年来的主流文化叙事灌输给人们的观点，即残疾人次于非残疾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多么努力，健全中心主义总是阴魂不散。
    玛克辛在“看见之眼”接受过居家训练，但她当时对我的感情没有深到会在乎我的安全，或保证地毯的清洁。爱需要时间。爱是通过表达真诚的感激，创造明确的边界，实践宽恕和互相尊重而形成的。通过时间，这些共同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在我俩之间形成了牢固的纽带。时间和经历培养了一种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信任感，建立了一种持续增长的共同理解。
就这样，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这就是如果我父母看到我爬冰山时会有的感受。这就是我告诉他们我想去马里时他们的感受。他们设想了一个又一个危险。他们想阻止我，即使他们自己穿越了非洲，做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冒险或其他。现在我在这里担心玛克辛的安全，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脑后。父母对孩子的安全要求比对自已高多了。父母自己对冒险毫不犹豫，但一旦孩子试图追随他们的脚步，父母就会开始夸大其中涉及的风险，并开始恐慌。通过玛克辛，我开始理解父母的爱，以及甘冒个人风险却宁保他人安全的矛盾之处。
我二十二岁，一年不如一年。改变悄悄地发生了，难以察觉，直到我发现自己几乎什么也听不见。我在盲人训练中始终佩戴遮光眼罩，因此适应持续的视力丧失并不难一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盲人技能。适应听力下降却不容易。我的低频听力已经消失殆尽，有限的高频听力缩减到听力图上的一小块。逐渐远离的听觉世界越发让我变得孤立无援。
大部分人都很体贴、好奇，愿意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交谈。熟悉的键盘提供了一个入口，让我得以帮助人们感到舒适，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差异。大多数人不懂盲文、手语或残障文化，但相当多的人都知道如何打字。尤其千禧一代，他们往往都有很多通过键盘交谈的经验。这样，键盘就成了茫茫未知海洋中可以抓住的一只救生筏。
键盘和盲文显示让酒吧体验良好。整个晚上，我的同学都很感激打字能把他们的声带从嘈杂酒吧里的大喊大叫中解救出来。我的键盘就像是人行道的路边石，对健全的人也大有用处。无障碍设施造福整个社会。
我是哈佛法学院的第一个聋盲学生。许多像我这样的人都没能进入哈佛。海伦·凯勒申请大学时，哈佛并没有录取她。那时，哈佛只招收男生。海伦的残疾没有阻止她，她的性别也没有阻止她；是哈佛的选择为女性设置了障碍。
我们团队不同意。强烈地、坚决地不同意。我自告奋勇写了案情摘要，反对Scribd的驳回动议。起草这份文件是我法律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几乎和起草对Scribd的申诉书时一样。写作就是倡导。写作就是宣传。写作就是力量。我多年来练习议论文写作、法律研究和分析推理的成果都倾注在这篇文章中。文章完成后，我们的首席律师丹·戈尔茨坦称赞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摘要之一。
无法访问的网站和程序越来越多，造成了信息饥荒。有视觉障碍、阅读障碍和其他印刷物阅读障碍的人因无法获得工作申请、健康报告、政府表格、教育资料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面临经济困境。虽然科技有可能消除障碍，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会放大并增加障碍。
法院确认，国会希望ADA的适用范围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既然互联网在美国人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将残疾人排除在把互联网作为接触公众的主要手段的人群之外，将违背这项重要的民权法立法时的宗旨。”
    我扫视全场，想起那些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先行者他们忍受着精疲力尽的静坐，把轮椅绑在公共汽车上，一级级爬上国会大厦的台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挑战残障歧视。站在这样一群残疾人权利倡导者面前，我再次下定了决心：现在的孩子们必须得到比我更多的机会
    “作为残疾人权利的倡导者，我争取确保残疾人能够充分利用数字世界——互联网服务、在线企业、网站和应用程序。每天我都会被提醒，到目前为止，争取平等的努力还远没有结束。……”
与人交往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最新的科技发展和文化的包容性倾向提高了我们跨越差异建立关系的能力。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通过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通过文字和故事，通过幽默，通过手语和舞蹈，通过由朋友和口译员组成的出色团队，通过一只“看见之眼”的导盲犬，我都可以和人们产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