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 感时忧世　目录
>> 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
>> 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
>>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
>> 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其实这种利用集权，竭尽民力和财力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展示其辉煌的做法，最擅长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大国”，而是邻国“小兄弟”。那种在大型运动会或团体歌舞中集万众演员随号令排图案的壮观景象，我们最初还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直到21世纪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还承认朝鲜在整齐划一方面的长处。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表情的，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因为“人”已不存在，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线”、“面”了。
>> 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
>> 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某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北韩古巴阿尔巴尼亚
>> 上个世纪我国曾经有一度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依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
>> 上个世纪我国曾经有一度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依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
>> 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论语》的一句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
>>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
>> 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
>> 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煽动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或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 在极“左”的年代，一切改良的措施，包括公益、慈善事业，都被批判为“麻痹工人斗志”的“欺骗手段”。记得“文革”中，上述东亚毛纺厂善待职工的做法曾专门作为资本家的“伪善”加以批判，称该企业为“文明监狱”。
>> 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揭竿而起”，都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中国的不幸是，历代体制中都容不下“小骂”，当政者也就得不到“大帮忙”。
>> 但是我们的医生被剥夺了科学对待疾病的权利，他们被要求遵守“宣传纪律”，似乎他们首先是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科学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从于这一“纪律”。
>> 隔离也要掌握一定的度和方式方法，如果引起恐怖，就会造成病人对病情隐瞒不报，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威胁。当然，更重要的是，病人在隔离以后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和积极的治疗，这是现代与古代大不相同的。
>> 宣传节目都是讴歌医护人员，有时到煽情的地步。当然在疫病流行时医护人员总是主角，他们的贡献和牺牲都最大，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敬业精神应该大力发扬。但是这不能代替对这场灾难的全部反思，更不能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应该花大力气做的是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详细回顾，穷追不舍，查清问题出在哪里，什么是在当时条件下可以避免的，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天灾”。
>> 关键在于立宪”，不在于国体形式
>> 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年，开放以后却赶上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不能不是讽刺。从人口比例上看，会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
>> 中国虽然曾经有经济繁荣的时期，但是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都停滞不前，一直在吃老本。我们最辉煌的思想创造都是在先秦时期，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在说儒家传统。
>> 我国当前教育不是以培养有独立思想、完整人格的人才为目标
>> 如此这般，今日为学，明日为师，不出几代，民族文化就向野蛮化、粗鄙化退化，此非危言耸听。
>> 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
>> 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
>> 社会进步实际上是人的进步，主要是人的思想的进步。
>> 贵族最能体现其贵族精神的是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如果认为自己不是主人，而是被随时收割的韭菜、肥羊，那还会主动捐赠吗。
>> 能够把大量的财富回馈社会的人一定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需要用自己的财富改善社会的不足，保证自己所认可的社会模式能持续发展。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所以不想让社会崩溃，不想自己高处不胜寒，不愿意社会两极分化太严重。
>> 能够把大量的财富回馈社会的人一定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需要用自己的财富改善社会的不足，保证自己所认可的社会模式能持续发展。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所以不想让社会崩溃，不想自己高处不胜寒，不愿意社会两极分化太严重。
>> 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
>>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上强者就是体魄健康加聪明加勤奋，弱者不是太笨就是太懒，或者体弱、病、残。但是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成风的地方，一个既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坚持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就生存不下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问题是由这样的环境来“选择”“适者”，社会能进步，民族能优化吗？
>> 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
◆ 士人风骨　目录
>>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
>> “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信中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
>>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
>> 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 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
>>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
>> 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
>> 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
>> 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
>>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 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
>> 所谓“启蒙”，其对立面是“蒙昧”，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
>> 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 人为地制造苦难，然后又加以颂扬。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如此颂扬苦难，其作用是让人逆来顺受，不去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为扭转这种条件而进行抗争。因为许多苦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苦难不一定产生美，也产生丑。有人在与苦难抗争中升华而成就大智慧、英雄业绩和艺术奇葩；有人却沉沦入泥淖，暴露了人性的种种卑琐和丑恶。
>> 历代都宣扬“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常规。总之，今天的世风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气候条件下的肆虐。
>> 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
>> 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犹未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后名。
>> 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 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
>> 文中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和在宪政制度下参政的经验；二是继承制度的解决。而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 坐观天下　目录
>>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之本。每一轮复苏和繁荣都与创新分不开。只盯着股市和金融产品是舍本逐末。
>> 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是执政者的廉洁和公信力。腐败的政府干预越多，对市场破坏力越大。腐败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也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消退。
>>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 “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
>> 以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精神，向良性方向发展，可以因自信而更加宽容。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或者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衰落而缺乏自信，因而神经过敏，反应过分；或者由于强大而过分自信，因而更加唯我独尊，都很难适应世界的多元化。
>> 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
>> 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他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分立的三个部门各自的权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反对总统连任，因为“最容易孳生权欲的，莫过于长期身居高位的人”；二是不允许行政官员成为总统的驯服工具；三是总统不应有财权，主张财政部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
小罗斯福
>> 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 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
里根
>>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 新闻界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任何平民百姓一样，只看是否属实，不存在“煽动”或危害社会的问题。
>> 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
>> 美国自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
>> 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领域中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
>> 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
>> 1998年戈德曼环境奖获得者之一，以部族集体自杀相威胁来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雨林中开采石油的领袖，其英勇悲壮也可以入史诗
>> 美国自立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民主制度都是最优越的，有向全世界推行的责任。这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狂热精神，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充分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
>>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 “爱国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忠君思想，成为中国人超过一切的最高道德标准。个人权利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包括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优劣都要以这一尺度来衡量。
>> 特别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固然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过去被列强瓜分为势力范围的惨痛经验，同时也由于直到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总是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同情。
>> 纵观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史的实践，反帝总是压倒反封建。历届中国的统治者率多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持抗拒态度，视之为对自己权威的威胁，同时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行为又无意中帮助中国统治者诉诸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 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
>> 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
众所周知，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
>> 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 Gates）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他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
>> “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
>> 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
>>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
>> 吴、孙二人都不能见容于蒋，吴被迫于1955年辞职，流亡美国，帮助吴出国的王世杰等也受株连被撤职。孙立人于1955年以“匪谍”同谋嫌疑被长期软禁。
◆ 闲情记美　目录
>> 事行乎此心所安
>> 《中华读书报》载于丹为一本书写的序言中有此提法，而且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把“打倒”改成了“砸烂”，以便与“文革”语言一致起来。这样轻巧地大笔一扫，固然可以在某些读者中起煽情作用，但是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那一代仁人志士的不尊重。
>> 形成一座城市整体风貌还要靠无数民宅和店铺。
>> 新富阶层的附庸风雅常受到哂笑，但是客观上对传播和传承文化有利，总比因仇视贵族而连文化这个孩子与脏水一并泼掉好。当然这与全民文化教育的普及情况有极大关系，“雅”对“俗”的渗透过程是无形的，“润物细无声”，几代以后就成为全民族的一种修养。
>> 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就是《钢琴与政治在中国》。那是一本颇为独到的关于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历史，其中叙述了许多著名中国音乐家和钢琴家的沉浮、兴衰——从冼星海、贺绿汀到马思聪、傅聪、刘诗昆、殷承宗乃至“文革”中全家集体自杀的顾圣婴，莫不与政治相联系
>> 尽管技巧不能代替乐感，但是只有完全摆脱了技巧负担，乐感才出得来
>> 。论者说莫扎特性格充满矛盾：“既宽厚又尖刻，既天真又世故，时而兴致盎然，时而陷入深深的忧郁。”我觉得他的音乐所表现的更多是这几对矛盾的前者而不是后者，大约因为前者是他的本性，后者是后来的生活强加给他的。
◆ 不尽之思　目录
>> 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
>>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先生1989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
>> 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
>> 冀老在国民党那里受到重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孔夫人宋霭龄赏识他，她曾当着冀的面对孔祥熙说：“这个人的英文没有山西口音，不像你。”宋霭龄的确对他眷顾有加，有意提拔他。有一次，她说知道冀对家乡菜有特别爱好（冀老说这是事实，虽然在外国多年，走遍天下，但山西口味不改），重庆没有真正的山西菜馆，她家有山西厨师，要好好款待他一下。于是请他到家里，备下一桌精美的山西菜（冀老说确实很地道），摆在庭院里，却只有他们两人相对而坐。这顿饭时间比较长，夫人似乎谈兴很浓，没有散席的意思。夜渐深，忽然她说有点冷，起身示意冀跟她进屋去。冀老只好装傻，赶紧乘机告辞，说打搅太多了，夫人该休息了，就此脱身。夫人显然不快，但还是送客如仪。大概这一次令孔夫人扫兴，影响了“提拔”。后来夫人对他说：原本想让你到中央银行任某职（具体我不记得了，显然是比较高的职位），看来你还是个读书人，就做研究工作吧。这样，冀老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主任。
>> 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
>> 李文和核间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