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精神分析来看，“正常”人的视野其实差不多和患有了轻度神经症的病人的视野是一样的。对于在街上随便找的普通人来说，他们都已经压抑了某种形象或其他“进入”原初的压抑，随后在理性的负担下，通过某种精神斗争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下评价概括：精神分析疗法的最终终点是把病人变成一个轻度的神经症患者，一个“正常”的典范。
那么，当一个人不再相信原初压抑的这种理想性功能时，又会发生什么呢？那些“正常”人就是轻度神经症患者的虚假形象就被扔出了窗外。换言之，精神分析被暴露为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种纯粹虚构的“正常”形象。而精神分裂分析一直怀疑原始压抑的“正常”操作有可疑之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是如此......应当引入精神分裂症，去取代精神分析那种理论上的神经症”。精神分析是一项旨在“神经化”的事业，这一意义现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德勒兹在这里提到的“精神分裂症”，其含义则尚不清楚，但无论哪种方式来看它都涉及某种对精神分析将轻度神经症作为“正常”的动态图式的批判。如果这种“正常”的某个近亲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流行病、如果这个“正常”（成年？）的形象已经覆盖了整个地球，那么“原初压抑”这种抽象概念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深度。我们今后需要的是分析“神经化”和压抑的系统性“社会”（在这个术语的最广泛意义上）机制，核心家庭将是其中的一种表达。因此，《反俄狄浦斯》有必要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被描述如下:“分析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力比多投注的特殊性质，从而试图说明，在有欲望的主体中，欲望被压抑是如何可能的”。引自 4. From Structure to the Machine为了结束本章，让我们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一合作项目：
加塔利是通过确认这种新模型将能够关注实际的、注有日期的历史来完善他对机器的形象的。德勒兹则对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表示出了他的怀疑，即，当人们想到某种结构的栏杆时，问题总是归结为如何去寻找合适的“对象=x”，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如此。二人合作的精神分裂分析则终于告别了精神分析这种一元论，分析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有确定日期的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正的人，而不再是求助于原初压抑的假设。德勒兹和加塔利，以他们的理论联盟“德勒兹-加塔利”的形式，终于设法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试图做但最终都徒劳无功的事情。
在前面的引文中，他们共同指出：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一个欲望的主体是如何欲望它自己的“压抑”的。德勒兹-加塔里提出通过外科手术提取原初压抑假说，来走出那种根据阴茎的缺失来解释所有的欲望的理论结构的窒息。因为他们这把手术刀，欲望被重新想象成了某种更广泛地由社会领域所决定的东西。而在观察这样被重新构想出来的“欲望”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压抑自己，他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奴隶。相比之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顽固地支持某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论话语；对此，德勒兹-加塔利提供了一个更精湛且更具有操作性的论点——然而，某些前辈也同样暗示了这一观点。下面引述的观点，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精神分析的批判性延伸的融合，在现代性中重新发现的一个观点，而这，才可称之为是政治经济学在真正意义上的灯塔。
只有欲望和社会，除此之外再无他物。即使是最压抑和致命的社会再生产形式，也是由组织内部的欲望产生的，它是这种生产在各种条件下的结果，而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斯宾诺莎就已经看得如此清楚、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又重新发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坚强地为自己的奴役而战，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救恩？”人们怎么会去喊出：“增加赋税！削减面包！”？正如赖希所言，令人震惊的不是一些人偶尔的偷窃行为或罢工行为，反而是所有挨饿的人为什么不会经常去偷窃，所有被剥削的人为什么不会持续去罢工：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剥削之后，为什么人们仍然容忍被侮辱与奴役，以至于他们实际上不仅想要侮辱和奴役别人，而且还想要侮辱和奴役自己呢？
一切都在这里，一切就在这一段中：只有面对所有政治哲学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哲学才配得上他的名字。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去讨论“德勒兹-加塔利”的这一问题。我们的中心舞台将是：
——权力（power）的概念引自 4. From Structure to the Machine
表示其中内容是对原文的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