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巴比伦：如日中天 约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古巴比伦，赫梯与加西特巴比伦)

巴比伦的印象
巴比伦完全可以将它的恶名归咎于《圣经》，因为其中记载了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的遭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在《圣经》的《启示录》中，圣约翰也看见女子“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对于古埃及或古亚述这些帝国的中心城市，只有学过相关历史的人才会对它们有所了解。而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熟知的大部分《圣经》地名，如耶路撒冷、示剑、伯利恒、拿撒勒
，到了后世才声名渐起。耶利哥（Jericho）可能是其中最古老的城市中心之一，但它之所以广为人知也只是因为约书亚吹号摧毁该城城墙的事迹：“约书亚出征耶利哥之战，城墙轰然倒塌。”反观巴比伦，这座城市因其异教作风而在英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伦敦。

在古典作家的眼中，巴比伦这座城市属于尘世，并没有过多的神秘色彩。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到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狄奥·卡西乌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巴比伦的记录，其中的内容平实又不乏想象，讨论了巴比伦的历史、地理、后期命运以及最终的衰亡。据狄奥所言，罗马皇帝图拉真在1世纪到该地参观时，见到的只有一片废墟。但到了5世纪，塞浦路斯主教狄奥多勒（Theodoret）宣称在他生活的年代，巴比伦仍是有人（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虽然阿拉伯人在7世纪征服了巴比伦遗址所在的区域，但巴比伦这个名字几乎毫无意义。的确有一些知名的阿拉伯地理学者曾经注意到巴比伦的地理位置（有时并不正确），但因为伊斯兰世界对于“蒙昧时期”（jahilliyah），即（对真理）“无知”的年代普遍持批评态度，所以人们对追忆这座古城的繁华岁月从未展现很强的兴趣。《古兰经》仅在叙述真主派遣两名天使降临世间诱惑人类的故事时，提过一次巴比伦，且不带褒贬之意：“素莱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他们教人魔术，并将巴比伦的两个天神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教人。他们俩在教授任何人之前，必说：‘我们只是试验，故你不可叛道。’”（第二章《黄牛》第14节）

所以，只有犹太人在努力地把关于这个古代文明中心的鲜活而多彩的记忆，保留于西方文化意识中。后来，欧洲的探索者在求索精神的引领下来到这片废墟，利用新兴学科——考古学重现了它昔日的光彩，于是新的世界帝国中心便开始以“巴比伦”这个名字自喻。

自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焚毁神庙，并将耶路撒冷的统治阶级流放到巴比伦起，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就开始成为犹太人规模最大且最为重要的聚居地。公元5～7世纪，就是在尼赫底（Nehardea）、苏拉（Sura）和蓬贝迪塔［Pumbedita，这座城镇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费卢杰（Fallujah）］这三个巴比伦城市，人们对犹太法典《塔木德》（Talmud）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比前一次更具影响力，其中涉及的法律规则、民族历史和民间风俗至今仍是所有犹太教信仰和仪式的根基。此外，该地也发现了犹太流散地领袖的宝座，据说这名领袖可能是大卫王后裔。此外，拥有这一身份的人也被视为全体犹太人的法定统治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

可是，这一愿望不久便落空了。虽然运送到柏林的文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但人们很快发现该遗址仅能代表巴比伦作为独立城市存于世间的最后几百年，即巴比伦作为尼布甲尼撒国王的帝国都城以及犹太人流放地的时期。尽管德拉·瓦莱和他的后继者们发现的遗迹确实精致迷人，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它们并不算古老，其年代相当于希腊古风时期晚期的那个阶段，事实上不比雅典卫城的建造早多少。当时公元前7世纪或前6世纪之前的文物尚未被发现，而巴比伦城的兴起可再往前追溯一千多年。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逐渐衰败并走向灭亡，阿摩利人的首领们纷纷建立城邦，巴比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

这种类比可能比它第一眼看上去更贴合实际，因为从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到巴比伦建立并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主要城市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巅峰时期的中心，这几百年中发生了许多动荡事件。

马里文件
马里国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文化最西北端的前哨，它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在巴比伦以北约400千米处。马里是一个古老而灿烂的国家，拥有当时最为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内有装饰精美的正殿、觐见室、接待室和餐厅，室内的壁画描绘了亚伯拉罕诸教式的日常生活。这里必定时常聚集着一大批身着异域服饰的达官显贵：外邦国王、诸侯和部族领袖均前来朝贡献礼。众多奴隶、仆人、私人助手、侍从和侍女在王宫里私人套房之间的狭长走廊上步履匆匆，照料国王和众多妃嫔的日常起居。他们搬运一筐筐衣物，呈上一盘盘食物，端茶倒水，递送文件。行政区域想必亦是一派繁忙景象，满是往来的信使、档案管理人员、会计和审计，还有忙碌的大臣、副臣、副臣助理、副臣次助理，再加上希望建立或巩固政治同盟的外邦使节，以及近期返回母国以进行汇报并接收新指示的大使。

在底层的某个区域，有一间大型的缮写室。通过口授形式被记录在草稿泥板上的书信在那里被制成誊清的版本。另一区域的宫殿档案室内保管了马里国王与官员、本国密使以及各方敌友的往来书信记录。

这忙碌而多彩的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巴比伦的阿摩利王汉谟拉比攻占马里后戛然而止。待巴比伦驻军掌控全局并压制住所有的反抗后，这位征服者立即派遣特别情报小组前去查验文件。这些人花费数周时间通读了超过2.5万份文书，并根据作者、主题和收件人将其分类，再将归类好的每组文件分开存放。凡是涉及巴比伦国家安全等重要内容的泥板，例如汉谟拉比写给马里统治者兹姆里利姆（Zimri-Lim）的全部信件，都会被打包，然后被驴车运往南部都城。

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在一场未遂的起义过后，汉谟拉比下令清空整座宫殿并将其付之一炬。随后，工人们拆除了大火之后的残存墙体。然而，马里的不幸是考古学的万幸。在这场大火过后，马里国宫殿档案室里一筐又一筐分类存放的泥板文书就被深埋于瓦砾之下。直到四千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们才在安德烈·帕罗率领的法国亚述学家团队的挖掘下重见天日。经过亚述学家的修复，超过2.3万块泥板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古代生活的奇妙画卷。

但是，这位怨声连连的卡特纳统治者犯了一个错，他不该跟国王埃卡拉图姆（Ekallatum），也就是沙姆希阿达德（Shamshi-Adad）的长子发生争执。沙姆希阿达德是亚述帝国晚期备受敬仰且流芳百世的超级英雄式人物，他以舒巴特恩利尔城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他的小儿子正是马里的统治者。这对父子间的关系不禁让人联想到《教父》中的对话。沙姆希阿达德的长子往往因渴望战斗而获得褒奖，马里国王却总是受到责骂和贬损：“每件事都要我们来教导你，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你还是小孩吗？你已经成年啦！你的下巴上已经长出胡子啦！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独当一面？难道你没看到你的兄弟已经统领千军万马了吗？所以，你也要对你的宫廷、你的国家负责。”现在，这个亚述的黑手党老大希望他的小儿子去教训一下卡特纳的国王：“当你的兄弟重挫敌军时，你却躺在温柔乡中逍遥快活。所以，现在你要带兵前往卡特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像你的兄弟那样为你自己在本国扬名立万。”

在1997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会长报告中，杰克·萨松（Jack Sasson）教授就其毕生研究的内容，即马里末代君王兹姆里利姆撰写的书信，发表了演讲。兹姆里利姆正是从沙姆希阿达德那个不幸的小儿子手中夺走马里这座城市的。萨松向我们大致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虽然我们不知道兹姆里利姆的生命是如何走到尽头的，但他的辞世标志着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和巴比伦帝国兴起之间的这个漫长而动荡的空位期的终结。

巴比伦法律
美索不达米亚的动荡终于告一段落，一个稳定的新时代逐渐出现，这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时代。由于该时代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学者们又将其称为古巴比伦时代。

 这一社会新秩序的真容是随着古巴比伦最著名遗址的发现而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提到汉谟拉比王，也就是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位统治者和古巴比伦帝国的巩固者，人们能想到的他最受称道的事迹，定是那部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法典。然而，这根石柱的出土之地不在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埃兰国的都城苏萨，也就是今天伊朗的西部。汉谟拉比去世五百年之后的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占领了巴比伦，这部法典也作为他们的战利品被掠劫到了埃兰国。

一方面，同乌尔纳姆早期的法律一样，这部法典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它的内容既不全面，也没有规定法律原则；它提供的是一系列的范式，即记录国王审案经过的范本。实际上这更像是对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的再现，有点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普通法系，重视先例和判例法，而不是《拿破仑法典》体现的那种大陆法系。

另一方面，汉谟拉比的律法与乌尔纳姆的法规又截然不同。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汉谟拉比的诸多律例并没有规定经济上的惩罚，而是奉行同态复仇原则，主张以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

以上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这些更加残酷的惩罚措施暴露了闪米特人身上难以磨灭的野蛮本性，与苏美尔人的崇高心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判断带有一种很强的偏见。事实上，汉谟拉比的法典反映的更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多民族、多部落的巴比伦世界给世人带来的冲击。

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早期，所有社会群体都觉得他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是诸神眼中地位相同的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争议的解决都可以诉诸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血浓于水，公正赔偿总比以恶报恶更加可取。但是现在，市民常同生活方式与其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在城里摩肩接踵，说着各种西部闪米特阿姆鲁语的人与说着阿卡德语的人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摩擦很容易产生，冲突也在所难免。家族内的纷争和家族间的世仇时常出现，对帝国内部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今天的美国社会有着严苛的社会制度，反对公共服务，坚持保留死刑，以此彰显美国是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移民和被流放者构成的。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是一个种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地区，因此欧洲人普遍支持社会市场的团结和法外施恩。而巴比伦的法律类似于《希伯来圣经》中的律法，和美国一样严苛，反映并试图遏制分裂社会中常见的争端与暴力。巴比伦律法与以往的律例形成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游戏规则已然改变，迥然不同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

古代诸邦割据、各奉其神的格局，还有那已存在两千年的视城市、土地、人口、庄稼、牲畜为诸神根基和财产的观念，都将不复存在。从今往后，大型的领土国家将会出现，并将形成两大权力中心：最终控制整个北方地区的亚述和统治整个南方地区的巴比伦。

人们的团结精神也将不复存在。此前，所有人都是苏美尔-阿卡德祖先的后裔，担负着相同的责任和使命。而现在，团结精神难以维系，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会将自己的起源与他乡的先祖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外来者总是抱有一种奇怪的矛盾态度。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阿姆鲁人的鄙夷，他们被认为是心怀敌意的原始蛮人。然而与此同时，巴比伦的汉谟拉比仍旧骄傲地以“阿摩利之王”自称。尽管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反映，不同社群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纷争，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种族冲突在当时的社会中很普遍。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社会分化的迹象。

阶级
汉谟拉比的律法告诉我们巴比伦有三大阶级：阿维鲁（awilum），指“自由人”或“绅士”；穆什钦努（mushkenum），指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瓦尔都（wardum），指奴隶。穆什钦努一词源于闪米特语，意为“依附的人或物”（同一闪米特词根仍存在于四千年之后的某些现代罗曼语言中，如法语mesquin一词的含义为底层、破旧或可怜）。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人们很容易做出以下解读：阿维鲁最初表示的是外来的阿摩利统治阶级成员，而穆什钦努代表此时地位被贬低的本地居民。无论这种解读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民族统一性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团结性的丧失，正如我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所见到的那样。曾经长久存在的苏美尔民族的共同理想已然灰飞烟灭。

语言
最后，在古巴比伦帝国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推动下，苏美尔文化统治的遗风也消失殆尽。

苏美尔语作为一门活语言的时代就此终结。从今往后，闪米特文化和闪米特语将主宰美索不达米亚大地，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并不是新统治阶级的西部闪米特语，而是一种被语言学家称为“古巴比伦语”的阿卡德土著方言。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从何时起大街上就再也听不到苏美尔语了（也许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末期便已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摒弃了苏美尔语。苏美尔语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再过约两千年，即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气数将尽之时；而且虽然苏美尔语不再是当地的口头用语，但它依然以书面的形式在宗教和学术领域得到了保留。

后来，人们通常把对书面苏美尔语的保留与欧洲历史上作为学术通用语使用的拉丁语的角色进行比较，因为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20世纪中叶，多数学校最后取消了古典学课程。当然，这种类比不甚恰当，因为拉丁语一直存在于口语中：遵循语言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拉丁语口语逐渐演变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罗曼语族中的其他现代语言。与此同时，书面拉丁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其发展到公元1世纪便止步不前了。

苏美尔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比较应该更具价值。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日常用语，先是被阿拉姆语，之后被大流散[12]中的各地方言所取代。然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希伯来语依然是犹太人的宗教、文学和学术用语，也是犹太儿童学习读写时使用的语言。不论在家庭或工作场所中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人们都会用希伯来字母做书面呈现。最终，这奠定了19世纪末希伯来语重新成为口头用语的基础。同样，只要楔形文字继续为人们所用，苏美尔语就一直保有其作为基础性语言的地位。

[12]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将数万名犹太人作为俘虏押回巴比伦，开启犹太民族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时代，这被称为犹太人的大流散。

苏美尔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作为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传统的象征性标志，都发挥了试金石的作用。例如，此时的巴比伦各地“战争、恐怖活动、谋杀和流血冲突”层出不穷，但这并不妨碍巴比伦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并逐渐抵达巅峰的趋势。不论水平高低，只要掌握了苏美尔语，就等于拿到了参与创造这一伟大文化的入场券。

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统治者将苏美尔语和苏美尔的文化传统当作团结其疆域内各个民族的黏合剂。正如法国公民被教导要忠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精神，美国儿童被教导要忠于国旗、宪法和国父理想，古巴比伦国王的子民无论其是何出身，都要学会尊重古代神话、传说和神圣故事，以及这片土地上他们所知的苏美尔祖先的习俗和历史。宗教信仰几乎没有改变，唯一的革新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马尔杜克被请入万神殿，并逐渐接手曾经的众神之王恩利尔的地位和特权。地位高贵的书吏们还为自己取了苏美尔语名字，就像中世纪甚至再往后的欧洲学者效仿古典风格为自己更名一样［例如有人不愿被称为诺伊曼，而希望被称为尼安德；不要平淡的史沃泽，而要墨兰顿；不要简单的菲利普·冯·霍恩海姆，而要菲利普斯·泰奥弗拉斯托斯·奥里欧勒斯·博姆巴斯茨（简称为帕拉塞尔苏斯）］。

终
根据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谱系，汉谟拉比王之后还有五位国王，每位国王的在位时间都在二十年以上。虽然古巴比伦王朝的存续时间超过了乌尔第三王朝，但伟大的汉谟拉比王的继承者们要面对都城统领的疆域不断收缩的事实。在汉谟拉比之子的统治时期，严重的叛乱爆发了，他虽然在战场上基本能取胜，但无法阻止尼普尔等重镇落入他人之手。说不同语言的新的民族不断进入该地区，抢占美索不达米亚的疆土，他们中有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的胡里安人，还有来自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

最后，同前朝往代的情形一样，致命一击通常来自一股意想不到的力量。此时，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赫梯王国。该国的人口未经开化，使用的是某种粗野的印欧语。他们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南下直抵幼发拉底河河谷。赫梯人或许出其不意地袭击并战胜了巴比伦的军队，最终洗劫了整座城市，为这个辉煌的朝代拉上了帷幕。

赫梯人无意占领这片距离本国如此遥远的土地，于是在掠劫之后便离开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引来一个新的统治民族，即不久前从东部迁移至此的加喜特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年时间里掌管这片土地，但在这一时期文明并无多大发展，基本处于止步状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耗费了大量精力来搜集和整理早期文献，编译了从苏美尔到阿卡德时代（不包含加喜特王朝）的经典作品，并做出了新的分析与评价。此外，篆刻和珠宝制作等手工艺得到了新的发展且日臻完美。然而，加喜特巴比伦社会极度保守，其统治民族似乎把保留其抵达时发现的一切、确保它们的延续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在下一个五百年里，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将从水草丰美的亚述家园迸发。那是一个位于灼热的巴比伦平原以北的遥远国度。它将用其铁拳利齿捍卫美索比达米亚的文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