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數對多數

如果让我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我会说，这是一个量的时代。大众和大众思想统治着方方面面，数量毁掉了质量。生产，政治还有教育，我们的整个人生都离不开量，离不开各种数字。过去曾以工作严谨和质量上乘为荣的工人，如今却思想缺乏、能力欠佳，并生产大批量对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对其他人也无益处的商品。因此，数量并没有使得生活更加舒适从容，只是徒增了人的负担而已。
　　在政治领域，数量决定一切。就政治领域各方面的增长比例而言，政治原则、政治理念、公平正义和正直诚实在庞大的数字面前都溃不成军。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各路政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招摇撞骗，撒谎欺诈，暗箱操作。卑鄙的伎俩一个比一个高明，他们坚信获胜的一方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受到大众的讴歌赞美。胜利之神是他们唯一的神明。至于要付出什么代价，对声誉有什么负面影响，通通无足轻重。我们很快就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让人难过的事实。
少数人很茫然，不禁问道：为什么大众会背叛美国崇尚自由的传统？他们的判断力去哪了？他们的推理论证能力去哪了？这正是问题所在，大众没有推理论证的能力，也没有判断能力。大众完全不具备创造力和道德勇气，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人决定。大众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因此会追随各自的领导者，即便是走向毁灭。斯托克曼博士是正确的：“在我们所有人之中，真理和正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些摩肩接踵的大多数人，是这该死的熙熙攘攘人群中的绝大多数啊！”大众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他们对创新的憎恶无出其右。创新者是追求新真理的先驱，他们总是遭到反对，受到蔑视，被人追踪纠缠。
　　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政治家都会反复提及一句口号，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的时代，是少数人的时代。只有那些浅尝辄止、不去追根溯源的人可能会怀有这种想法。难道少数人就没有为这个世界累积财富吗？难道少数人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不是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了吗？然而，少数人的成功却并非归功于个人主义，而是要感谢大多数人的惰性、怯懦和完全的屈服。大多数人想要的只是有人来统治他们，引领他们，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个人主义得以表达的机会少之又少，通过正常健康的途径坚持自己主张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那些满怀正直动机的独立教育者，心怀原创理念的艺术家和作家，独立自主的科学家和探险家，还有那些不肯妥协的社会改革先驱，每一天，那群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腐朽的人们都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
　　费勒[2]式的教育家在哪里都没有立足之地，而在这个无名小卒活跃的时代，机器主宰一切的时代，易消化食品营养学家艾略特教授和巴特勒教授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在文学和戏剧的世界里，汉弗瑞·沃兹和克莱德·费彻斯[3]才是大众崇拜的偶像，而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易卜生、霍普特曼、巴特勒·叶芝[4]和斯蒂芬·菲利普斯作品里的美和神来之笔却鲜有人知，曲高难和。他们就像孤独的星辰，游离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出版商、剧院经理和评论家关注的不是艺术创造的内在质量，而是作品是否会大卖，是否能迎合大众的喜好。唉，大众的喜好就像一个垃圾场，他们追捧的都是不需要大脑思考的东西。这样一来，平庸的人、平凡的事和平淡的生活就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流。
我们在艺术领域也面临着同样让人难过的局面，难道这一点还需要我指出来？只需要看看我们的公园、我们的街道，就能发现艺术制造业的丑陋和粗鄙。不消说，只有大众群体的品味能容忍这种对艺术的暴行。美国城市随处可见的各种雕塑是对概念的曲解，对艺术效果的野蛮破坏，它们之于真正的艺术，正如原始图腾之于米开朗基罗[5]。然而，却只有这种艺术能大行其道。真正的艺术天才不会刻意迎合公认的理念，而是进行独立创作，努力还原生活的本真，过着默默无闻、辛酸煎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或许会在暴徒之中风行一时，但是只要他们的心血还没有沤尽，先驱们还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那么那群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暴徒就不可能把大师留下的遗产毁灭殆尽。
　　有人说，如今的艺术家不可能再进行创作了，因为他们像普罗米修斯[6]那样，被经济需求的巨石束缚住了。可是不管在什么时代，艺术都面临着这样的遭遇。米开朗基罗仰仗着他的资助人生活，一点不亚于当今的雕塑家和画家，唯一的区别就是，那时候的鉴赏家不会跟疯狂的大众打成一片，他们把获准瞻仰大师的圣地当做一种荣耀。
　　如今，保护艺术的人只认得一条标准，只知道一种价值观，那就是钱。他才不关心上乘佳作的质量，只关心他的投资能带来多少金钱回报。因此，米尔博[7]的喜剧《生意就是生意》的资助人可以指着一团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大家说，“看吧，多厉害，这可花了五万法郎呢。”就跟我们美国的暴发户一样。越是肯花大价钱资助所谓伟大的艺术发现的人，品味越是差得厉害。
社会中存在的最不可原谅的罪恶就是不能独立思考。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民主为象征的国家里，大众的力量举足轻重，因而这一点就变得极为重要。
　　五十年前，温德尔·菲利普斯就说过：“在我们这样一个绝对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民意不应该只是无所不能，而是应该无处不在。这里没有暴政的栖身之地，民意所及之处任何事情都无所遁形，而结果是，如果你打着一盏古老的希腊灯笼，在一百个美国人之中探寻，你会发现，每个人都相信周围人对自己的好评和赞成会对自己的雄心壮志、社交生活或是生意往来起到加分或减分的作用，每个人都这么想，至少是这么想过。这样一来，个人并不是大众中的一员独立个体，不敢无所畏惧地将自己的信念脱口而出。比起其它国家的人来，我们就是一群懦夫。再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害怕彼此。”显然，我们目前的处境并没有比温德尔·菲利普斯所形容的改善多少。
　　现在同过去一样，民意都是无所不在的暴政；现在同过去一样，大众无非是一群懦夫，只愿接受灵魂和思想跟自己一样匮乏的人。罗斯福之辈的意外掌权，就是这群人导致的结果。罗斯福体现了大众心理最糟糕的层面。他是一名政客，他知道大众并不关心理想抱负或诚实正直。大家渴望的是表现自我。不论是办狗展，看职业拳击赛，对“黑鬼”处以私刑，围剿小型犯罪团伙，女继承人的婚姻状况，或是前总统的惊险杂技表演，这些都无所谓，思想扭曲得越是丑陋，大众越是欢欣鼓舞。正是因为这样，胸无大志、灵魂粗鄙的罗斯福可以继续执政当权，叱咤风云。
从另一方面来说，水平远在这群政治侏儒之上的人们，有修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们，却被人嘲笑，只好保持沉默，就像被宠坏的孩子。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实在荒谬可笑。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只是这一次更为辛酸沉痛而已：所有为了进步、启蒙、科学、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付出的努力，都是来自于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少数人一直承受着误解、骚扰、监禁、折磨，乃至失去生命，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
　　拿撒勒[8]的政治鼓吹者口中的兄弟情谊原则，一旦成为了少数人的指路明灯，那么的确可以保全生命、真理和正义的萌芽。而一旦这一伟大原则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它就会沦为教条口号和血与火的前奏，撒播痛苦和灾难的种子。对罗马教会无所不能的神话发起攻击和质疑的，如果是胡斯、加尔文或者路德[9]这样的伟人，那么这种怀疑和攻击便是划破黑夜的一丝光明。然而，一旦大多数人加入了讨伐罗马天主教这个怪物的队伍，讨伐大军就会变得同它的敌人一样残酷，一样嗜血成性。对于那些不肯屈从大多数人教条的异教徒和少数人，这真是莫大的悲哀。投入了无限的热情、做出了无数忍耐、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人类的思想终于摆脱了宗教幽灵的束缚；少数人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而大多数人却因其年岁积累的错误认知而被阻碍只只得在原地徘徊。
要是没有约翰·鲍尔斯、瓦特·泰勒斯和泰尔[10]这样千千万万的巨人，坚持不懈地反抗王权和暴政，人类在政治上依旧是最绝对的奴隶。要不是一位位先驱为之奋斗，法国大革命声势浩大的浪潮绝不可能撼动这个世界的根基。伟大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以一些看似渺小的事物为前奏的。因此，卡米尔·德穆兰[11]的雄辩和激情就像到达杰里科城[12]前的号角，将象征着折磨、凌辱和恐怖的巴士底狱[13]夷为平地。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高举伟大理念、自由奋斗的旗手始终是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他们是沉重的负担，压在少数人身上让他们动弹不得。其中的真谛在俄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俄国的血腥统治已经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沙皇这个占据王位的怪物仍不满足。若不是理想、文化、文学和最深切也最美好的人类情感在铁枷锁下痛苦地呻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是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这团结一致、一成不变和昏昏欲睡的大多数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牺牲和难以言表的苦难之后，仍然相信绞死“双手洁白的人”[14]的绞索可能带来好运。
　　在美国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大众无非是一个摇摆不定的障碍物。时至今日，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佩恩[15]的子孙后代否认和出卖了他们的理念。大众不喜欢他们。曾经，林肯的伟大和勇气令人崇拜，而如今他已经被淹没遗忘在了那个时代的背景洪流之中。黑人同胞真正的守护者是波士顿斗争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勇士：罗伊德·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梭罗，玛格丽特·福勒，以及西奥多·帕克[16]，他们的勇气和顽强在忧郁的巨人约翰·布朗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孜孜不倦的热情，雄辩的口才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撼动了南方领主的大本营。而直到奴隶制废除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林肯和他的追随者们才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大约五十年前，有一种理念如流星般划过，进入了国际社会的视野，它影响深远，革新除旧，包罗万象，在世界各处的暴君心中都引起了恐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数百万人民获得幸福快乐和希望的前兆。先驱们知道他们将面临的困难，他们知道反对、迫害和艰难困苦在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豪情万丈、无所畏惧地踏上了前进的征程，一往无前。如今，这个理念已经变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富人，还有因他们而受苦的穷人；法律和政府的支持者，还有不幸的罪犯们；自由思想家，还有宗教里虚无的不朽之身；时髦女士，还有穿男式衬衫的姑娘。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五十年前的真理已经变成了谎言，失去了年轻新鲜的想象力，失去了热忱与力量，失去了革命理想，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它已经不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依赖于大众的意愿的“切实可行的计划”，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政治欺骗和精明算计一如既往，大众每天都在被相同的政治伎俩宠溺着，骄纵着，欺骗着。不同的群体用不同的声调唱着赞歌：贫穷的大众，愤怒的大众，受到欺辱的大众，人数众多的大众，只要愿意追随我们就行。
谁没有听过上面这段祈祷文？谁不知道这是所有政客祈祷文中一成不变的副歌？受伤流血的是大众，被劫掠一空、压迫剥削的也是大众，对此，那些骗取我们选票的政客跟我一样心知肚明。但是我依然坚信，目前这样可怕的状况应该由大众自己负责，而不是少数的社会寄生虫。寄生虫紧紧地依附着寄主，热爱大权在握的感觉，一旦有声音响起反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政府或是其它腐朽败坏的机制，它们会第一个站出来高喊要把反对者钉死在十字架上。若不是大众愿意主动充当士兵、警察、狱卒和刽子手，当权者和个人私产又能苟存多久呢！那些煽动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依然不愿解开大众本质的谜团，因为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追求不朽的权力。要是离开了数字，权力有怎么能实现呢？是的，权力、当权者、高压政策和依存关系都有赖于大众，但大众却从来不能主宰自由，不能左右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控制自由社会的诞生。
　　我之所以始终拒绝承认大众是一股创造善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不同情这个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也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人们活在这世界上要忍受的愧疚、恐惧和侮辱。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这样一群团结紧密的大众从来都不是站在正义和平等这一边。大众压制人民的话语权，禁锢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身体。大众存在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让生活如一片荒漠一般，单调乏味，黯淡无光。大众自始至终都在扼杀个人个性，扼杀自由意志，扼杀创造力。因此，我赞同爱默生所说的“在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影响力的时候，大众是残酷无情的，他们自身缺乏说服力，带来的危害都是潜移默化的，他们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引导教育。我希望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要向大众让步，而是打入他们，分化他们，最后摧毁他们，解放真正的自我。大众！大众就是场灾难。我一点也不希望存在大众这样的群体，我希望世界上只有诚实正直的男人，和甜美可人、多才多艺的女人。”
换言之，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繁荣、经济富强，不能指望大多数人，而只能依靠智慧的少数人，依靠他们的热情、勇气和永不妥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