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蒙马特街的阁楼房间（斩首讲义）

“让我们扩散思维，一边举出斩首的实例一边进行思考。例如，在不少文明尚未开化的种族之中，直到近年还保留着斩首的风俗。无论在日本还是西欧诸国，明明可以采取的方法数不胜数，死刑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通过斩首来执行的。在这个国家，吉约丹博士的发明的血脉仍然在流传，近代的犯罪记录中仍不时会出现斩断脖颈的案例，既有以混淆尸体身份为目的的、主动性的行动，也有单纯的激情迸发的表现。”
“如此极尽纷繁多样之能事的斩首事例，到底在向我们揭露什么样的事实呢？比如在中世纪的日本，斩下在战场上杀死的敌兵的首级后凯旋而归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这种场合，带走首级是为了向主公证明自己在战场上杀了多少名敌兵。而进一步追溯战场上斩首的起源，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事实。”
“那是常见于北美大陆土著居民之中的习俗，他们对斩掉在战场上杀死的敌人的首级一事，有着非常自发性的思考。为什么要斩首，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杀死了敌人而不切下对方的首级，死者的灵魂就会袭击杀掉他的人。为了阻止死灵的诅咒和作祟，他们只能斩首，或者拿着首级向他们的众神献祭。这个想法之中有着极为合理的部分。到这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在斩首这一现象无限的多样性背后，有着一个普遍性的意义，也就是它的本质。”
“斩首的本质，那是什么？”莫格尔沉吟着。
“斩首的本质就是……”驱的声音低沉得几不可闻。
“本质是什么？”莫格尔用关切而锐利的语调催促他说下去。
“是对杀人这一事实的隐匿，或者毋宁说，是对这一事实的消灭。通过杀人这一行动成了杀人者的人，通过斩首，使得杀人的事实得以隐匿或者消灭，令他得以从杀人者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部族社会之中也有法令，杀人也是被严令禁止的，然而这种禁止并非通过司法权力，而是通过人们心中的灵魂崇拜的力量维持下来的，这种情况下，法律还未从宗教之中完全分离。以这个例子来说，整个村落都沉浸在‘被杀之人会化为死灵袭击杀人者’的浓厚而根深蒂固的确信之中。然而，在部族间的战争中是不能对杀人心存恐惧的。这个时候，战争之中的杀人并非杀人的理论，就会催生出在战场上对敌兵斩首的行为。失去了首级的尸体也就失去了袭击杀人者的灵力。这样一来，通过斩首，杀人的事实就得以被消灭，在战场杀敌的人也就可以逃脱被死灵袭击的命运了。”
“也就是说，死刑也是同理吗？”
“对，就像对社会来说战争中的杀人不能算作杀人一样，死刑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杀人行为。战争中利用斩首去隐匿杀人事实的做法，同样适用于死刑的场合。”
“可是，现代的犯罪者不会因为害怕死灵作祟而斩首吧……”
“对，在现代，对杀人的报复依靠的不是原始人的死灵信仰之力，而是交托给了平凡得微不足道的凡人，那些穿着西装的法律守护者。所以有计划的谋杀者对尸体进行斩首，并不是对死灵之力隐匿自己杀人的事实，而是想要逃脱法律的制裁。”
“那么另一方面，为什么非计划性的杀人者偶尔也会去切下尸体的头呢？例如受到激情的驱使，或是出于疯狂的憎恶。精神分析学者指出，幼儿与神经病患者的心理是原始人心理的再现。意思是说，无论他的杀人与斩首行动显得多么的冲动，多么的无计划性，心理层面上始终有着对杀人行为的隐匿、消灭的意志在起作用。当然，这时他企图隐藏犯罪的目的，并不是针对警察、法官所体现的法律，而是在他激昂、疯狂等神经性退行的意识之中显露出来的、对死灵的原始性的强烈恐惧。在澎湃激昂的情绪之中浮现的可怕灵力，促使他通过斩首来隐匿自己的罪行。”
“斩首为什么、从何时起跟犯罪行为的隐匿联系在一起的，我并不知道。不过，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思考范围内，斩首这一现象的本质，毕竟还是源于隐匿犯罪的意志。”
“你的斩首现象学的确是意味深远。不过我还想请你再说说，这种对斩首本质的直观，对解决本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一点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有现象学的推理、现象学的犯罪搜查的话，那应该不会止步于仅仅知道了斩首的本质吧。”
莫格尔一边说，一边察觉到对话已经大大地偏离了当初的意图。警督不仅仅想要知道这个青年到底跟谁相像，还因为对他谈话中展现的锐利的逻辑性，以及那奇妙的人格魅力开始抱有莫大的兴趣，而希望能与他继续对话。
“莫格尔先生，我曾跟娜迪亚说过，”青年缓缓地，用缺乏起伏的语调继续说下去，“今天下午，您应该已在犯罪现场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记录了大量的证言吧。收集得来的各种事实在真相面前拥有同等的权利，同时允许无数种逻辑性的解释存在。为了在无数平行存在的可能的逻辑解释之中，选出仅有的一个正解，就需要在对各个事实进行逻辑排列之前，先确立一个直观。如果不是紧拽着直观线索去进行分析的话，任何严密的推理都只是无意义的徒劳而已。”
“你所谓的案件中的推理线索是什么？”莫格尔追问道。
“无头尸，以及凶手企图隐匿自身行为的目的。我们应该在调查到的全部事实的基础上反复自问，凶手切断被害者的脖颈是为了对谁隐瞒、为了隐瞒些什么，并以此作为推理的前提。只要紧握这一线索，您就能不惧错综复杂的逻辑迷宫，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真相了。”
“简单来说就是，在没有具体资料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可以说的了，是吧？嗯，那倒也是入情入理。可是，基于你已经得到的关于本案的情报，应该也可以再做出进一步的推理吧……”莫格尔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青年对本案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莫格尔先生，这里就是我跟您在立场上的不同之处了……对您来说，不指出凶手的具体姓名，推理就一无是处；对我来说，凶手是谁并不重要。使用现象学的方法处理犯罪事件时，首先要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的综合体之中，挑选出居其正中的一个现象，对它作出变换，去直观认识其本质，再以本质为线索，对构成案件的无数事实进行逻辑排列。经过这一连串的思考过程，凶手的名字很凑巧地，就会像附送品一般得以判明了。对您来说，确认凶手是‘九十九’，其余的都只是‘一’；然而对我来说，正确的直观，亦即对犯罪意义的掌握是‘九十九’，剩下的是‘一’。只要本质直观被明确、自觉、正确地执行，剩下来的就只是机械的逻辑作业，只是顺着被给予的线索一直往前走的结果。而我觉得，后半部分的作业是甚为平庸而琐碎的东西。”
“不过啊，驱先生，”巴尔比斯显得有些猜疑和不满，“不知道凶手是谁，那能怎么办啊……”
“是啊，当然对您两位来说确实是这样，”青年突然间变得殷勤有礼起来。“对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否定的意思。还有，虽然娜迪亚对警察的办事方式心存疑问，我却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实中采用的方法，永远都是最好的办法。作为每日要处理无数罪案的巨大组织，运作时仅以常识作为基准也是有其适当理由的。理由之一是，现实中的犯罪当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基于常识性的动机和方法实行的；理由之二，警察需要有组织地应对大量发生的常识性犯罪。官僚组织既要维持自体，又要保持正常运作，只能以常识作为其合理的思考法则。”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现实中的犯罪有那么微小的一部分，仅仅百分之一的部分，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警察组织的应对范畴。当然，官僚组织也并非未曾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不过做出了现实判断，这种程度的例外并不足以影响全局。”
“合理化的巨大组织所做出的冷峻而现实的判断是一种无可阻挡的强大力量，无论是骑士精神、中国的长城，还是严苛的宗教戒律都不能与之匹敌。那是这个时代对全世界强加的名为合理化的暴君。然而，它终究也迎来了自身的局限。当组织化、体系化的合理精神之光，带着傲慢不逊的自信企图将人完美分解、整合成可以测量的各种要素时，却被人性深处喷出的血色的阴暗面所击败。犯罪，这一人性最深层次的现象，就算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化作合理的、可计量的要素，淹没于官僚组织的档案操作之中，最后的百分之一，仍会暴露出人性深渊的黑暗。”
“的确，未解决的疑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巴尔比斯不满地应付道。
“你的意见是，今后不管警察如何整备组织，如何机能化、扩充化，永远都会留下百分之一绝对不能解决的案件吗？”
“是的，莫格尔先生。比方说，就算将社会所有成员无一遗漏地监禁到巨大的监狱里，采用最新式的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非但不能扑灭犯罪，就连解决监狱里头发生的犯罪也是不可能的。这证实了，某个特殊的非合法空间是存在的，不管警察组织有多么强大、多么效率化，也绝对无法抹杀这个特殊的非合法空间。而对某种受过充分训练的、自觉掌握方法的特殊人群来说，这片小小的黑暗领域便如同汪洋一般辽阔无边。”青年再次缄口不语，仿佛陷人了短暂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