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轻在容易迷入摇滚乐的年代，但却活在不易听出摇滚乐的社会

原来摇滚乐是这么公众且呼应集体脉络的事儿！而我等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边缘位置中痴迷于摇滚乐——或第一世界的其他文化产品，注定在横而片段的移植中成为独孤自恋的想象臣民。我们之间成就不了任何公共性，遑论形式能与大众沟通的文化主体。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永远是孤高的边缘人，既看不起自身社会的流行文化，亦无能全貌性或纵深地评论第一世界的文化进展。就算是少数精英有此能力，对那些文化的原生社会而言他们也只是狗吠火车。我们的社会故乡或文化故乡是分裂的：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但我们有些人的灵魂故乡可能是一九六零年代的摇滚美国，可能是某个年代的哲学或古典音乐德国、人类学或学术法国、政治学美国、艺术西班牙或文学英国等等。我们自以为独立的磁针，个别指向遥远星球的磁场，彼此间无由感应。

一九八零年代初，并非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但对于青年时期身心受制但又处心积虑想顶几句、想回几拳的我辈，很难不从摇滚乐中听见那些诱人的、对身心灵的解放号召，很难不震撼于某些作品对自身政经体制的否定、批判，与对社会现实的陈述，及对弱势者抗争的支持。还有，我们很难不羡慕某些优秀乐人在社会性、文学性、文化性、运动型与音乐性之间所创造的精彩对话。

然而——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在台湾这个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全面受美式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与个人主义强势贯穿的半边陲国度，听摇滚乐、迷摇滚乐，追踪摇滚乐而能不变成形式主义买办或孤绝自封的精英主义者，且能不亢地引介外来文化、不卑地看待在地的文化生态，是何等不容易！即使我们矢志超脱被殖民的局势，在认识上我们往往陷入传统与现代二分的魔障，在实践上我们又很难不落入眼高手低的窘境。我们年轻在容易迷入摇滚乐的年代，但却活在不易听出摇滚乐的社会；这就是我辈的幸与不幸。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野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瘾药。淹过下巴，我始觉不对劲。那些涌出的泪水不只是关于遥远的童年记忆，还混杂着悔悟：“干！这不就是蓝调！”正如蓝调乃关乎被压迫的劳动黑人，老山歌至于我先是劳动者，然后才是客家。只是——劳苦的客家祖先啊，真失礼哟，不孝子弟先是听了几百张六、七十年代的盗版摇滚乐唱片，又经高人指点，才知道摇滚乐的根源在蓝调，再听了一堆唱片后才翻省：啊！原来你们也在唱蓝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