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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孙来斌
46个笔记
◆ 一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学术扫描
>> 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创“灌输论”思想源头时，就一再告诫革命者不要将理论生“灌”硬“输”给人们。“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列宁在论及青年的理论教育时明确提出要反对“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他在讲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提醒全党：“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可见，从具体的宣传手段和教育方法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又无疑具有非强制性。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辩证统一。
◆ 一 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渊源
>> 魏特林等人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错误地认为：“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社会，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魏特林固执地认为：“我们有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因此，让我们切实地为此工作吧；光靠宣传是全然无济于事的。”他还荒谬地声称，马克思、恩格斯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走向共产主义的，因而是不可信赖的。
>> 他们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大会的否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仇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为是“荒唐的”，指出国际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在我们协会里担任职务的原则”，强调革命理论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多次直接使用过“灌输”一词。例如，马克思在1875年4月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制定者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恩格斯在1887年1月告诫美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不要“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但是，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专门来探讨“灌输”问题，其有关论述因而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关于“灌输论”的观点体系。
转引自王学东《略谈考茨基的“灌输论”思想的形成过程》，《国际共运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他说：“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主义者的情况不同，他们最初绝不是来自无产者阶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工业雇佣工人还过于分散，还过分地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传统，过多地把自己的贫困混同于封建社会的停滞，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达到这样的认识，即把自己的状况不是作为个别人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所特有的现象来理解，以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中寻求自己阶级状况的原因。不是从雇佣工人的行列中，而是从那些掌握和领导生产的人的行列中，产生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第一批代表。”
〔奥〕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42页。
>> 他提出，早期的工人运动参加者在学识方面不可能超过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们就既没有必要的余暇，又没有资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奥〕卡尔·考茨基：《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37页。〔奥〕卡尔·考茨基：《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37页。
>> 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其三，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第212页。
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就提出：“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参见〔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第98页。
>> “这个理论，这个由于它的所谓宿命论把资产阶级吓坏了的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以无比的干劲！”普列汉诺夫的这些名言，在列宁的著作中多次被引用。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条后来经列宁的阐发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理名言，最初就是出自普列汉诺夫之口。
参见《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列宁文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第313页。
>> 1920年9月，列宁在填写党员重新登记表时，在填写“您读过哪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一栏时，列宁填上了“几乎全部”。
◆ 二 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过程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91～93页。
>> 他说：“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应该“多谈些经济”，“少来一些政治空谈”。
>> 如果说《怎么办？》是他在革命时期关于“灌输论”的代表作的话，那么《青年团的任务》则毫无疑问是他在建设时期关于“灌输论”的代表作。
◆ 三 列宁理论灌输的实践形式
此处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22页。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中，此处的中译文是“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68页。笔者认为，就整体编译水平而言，《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无疑比第1版有较大的提升，但单就此处的翻译来说，旧译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 列宁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提出了一个目标：“最马克思主义=最通俗和朴实（转化）。”“最马克思主义=（转化）最通俗。”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364页。
>> 列宁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 二 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拓展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228页。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324页。
>> 对于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列宁是有充分认识的。他曾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他还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132页。
>> 列宁指出：“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
>>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对此做了明确的解释。一方面，他通过正面定义工人的“阶级自觉”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只有同大工厂所造成的资本家、厂主阶级进行斗争，才是改善自己状况和争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成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最后，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必须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就象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已经争取到并且在继续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一样。”
为了更清楚地讲明问题，列宁又从反面进一步阐明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含义。他说：“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
在阐明理论灌输的这一目的之后，列宁要求全党都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奋斗。他指出：“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正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理论灌输发挥了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俄国无产阶级日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俄国革命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最终推翻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主角。
列宁：《为〈工人报〉写的文章》，《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61页。
>> 没有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即“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加强理论灌输，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并以此达到党的思想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385页。
>> 他们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 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
>> “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是列宁关于实践在理论和理论灌输中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是列宁钟爱的一句名言。他多次引用德国诗人歌德的这句名言，绝不是贬低理论的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只有把理论和一般公式导入现实的世界，才能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它的面貌，赋予其新的内容，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力。
>> 在1922年4月致奥新斯基的信中他又说：“我们这里最糟的是，报刊上空泛的议论和政治高调太多，而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却非常缺乏。”因此，他提出要深入基层的实际生活中去，“要具体、再具体”地研究实际。在列宁看来，只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搞清楚实际，从而增强理论灌输的针对性。
>> 他得出结论说：“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 列宁历来反对所谓“教育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伪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 “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他还指出：“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
>> 总的来说，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理论灌输中所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既包含着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一由上到下的层层教育关系，又包含着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一由下到上的层层影响关系。正是两者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现实过程。
◆ 三 列宁灌输理论的基本特征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有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最突出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后不久，列宁就通过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分析，论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因此，他反对那种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认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1915年，他再次结合俄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问题，指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后来，他将这一认识加以抽象，简洁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21～422页。
>> 他说，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他说：“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听从资本的使唤。”列宁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更是要反映无产阶级政治。
列宁：《论〈宣言书〉》，《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274页。
>>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治决定了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离开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就谈不上任何政治教育”，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常识。“难道可以设想除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还能够用什么课程或书本等等来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吗？”
列宁：《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8页。
>> 他得出结论说：“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
>> 列宁指出，同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工人运动也经历了以发生“骚乱”、毁坏机器为特征的阶段，“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因而也不可能改变工人的命运。“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反映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这既是列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列宁灌输理论面临的任务。
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41～42页。
>> “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
>>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生动地表明了机会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对于这种背叛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试图“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 正因为列宁灌输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根本利益，因而它始终面向工人阶级，反对艰涩、玄奥的文风，主张朴素的、革命的文风。早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列宁就在给国外友人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理论工作者要面向工农群众，他们“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
列宁：《伊·伊·斯捷潘诺夫〈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1页。
>> 他称赞说：“作者非常成功地说明了一些极其困难、极其重要的问题。作者的做法很好，他决定不是给知识分子（而我们这里却惯于仿效资产阶级作家的恶劣文风来写书），而是给劳动者，给人民真正的大多数，给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写一本书。”
>> 在马克思主义备受攻击的1908年，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的1916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从1893年起便开始这样。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言和’。”
>> 这些机会主义虽然形式不一，主张各异，却有着一个共性，即它们往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名义上是要“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则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同它们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斗争的结果表明：列宁不负历史交给他的使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机会主义，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胜利的命运交响曲。
>>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来教育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从而增强革命意识。列宁灌输理论因此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
>>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
◆ 一 理论回应：驳关于“灌输论”精神实质的责难
>> “灌输论”之所以一再被扣上“唯意志论”的帽子，与列宁在《怎么办？》当中的表述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仅从《怎么办？》来看，列宁对自觉性的作用论述得比较详细，对自发性的作用论述得不够，似乎有所忽视，列宁自己后来承认，甚至在个别地方“表述得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列宁的过错，而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列宁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经济派对自发性的迷恋，尽快克服工人运动的手工业方式和分散状态，因此，列宁要“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因而“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对此，列宁自己说得很清楚：“《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
>>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自己。他们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尖锐地批评党对“工人是群氓”论调的容忍态度，表明他们对党的这种态度“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的”，他们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那么，列宁是否背离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呢？没有。列宁不止一次地批判将工人群众视为“群氓”的反动观点，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应该很好地记住我们常说的话：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常说：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
>> 列宁在悼念著名的理论教育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讲话中说，通过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特征，在斗争进程中就涌现了这样一些领袖人物，他们最能体现以前的革命从没有过的一个特点，即组织群众”。
>> 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统一的：“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毫无共同之处。……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觉悟工人的集体经验，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高权威。”
>> 他们不提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一层关系的论述，只提列宁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这一层关系的某些表述，并且将其夸大和歪曲，然后再加以攻击。这样一来，列宁在此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取代”一说，便这样被强加到了列宁头上。对于这样一种手法，列宁在揭露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时就说过：“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
我们不妨以列宁的一段名言作为对“取代论”的最后评价：“‘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 ’——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
◆ 二 概念澄清：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话语差异
>> 从方法维度来看，注重启发引导和结合实际，反对强迫手段和空洞说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赋予灌输的方法论意蕴；
>> 他们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对工人意识的蒙蔽，注意维护工人“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的独立意识；另一方面批判工人宗派领袖对工人意识的钳制，着力改变其“把工人本身描绘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的陋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列宁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在他看来，工人阶级之所以长期受剥削阶级的奴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没有团结起来真正发挥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而“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
>> 针对宗派主义这一顽疾，他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针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总是力图帮助工人从理论上认清它们的空想性。而对于工人阶级自主精神的每一点进步，马克思都由衷地感到高兴。巴黎工人开始摆脱布朗基宗派的影响，他立即引证了他们的声明：“我们想夺取政权，首先要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那种精神发展水平。”看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他欣慰地写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理论灌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