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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的理论还是偏于国法的，不过那都是唐朝了。等到了清朝，家的因素会再少一些，法家的因素会再多一些，“复仇有理论”就更少有人提及了。不过在董仲舒的汉代，则是另一种情景，差不多子报父仇的案子，董仲舒及其弟子都会判无罪释放，子报父仇要无罪释放似乎是一个通例。有个有名的案子：一个年轻人，他的继母把生父杀了，他则杀了继母。董仲舒说，这是他的继母先自断夫妻的关系，所以不再是这个人的母亲，所以不算弑母，而是报父仇，要无罪释放。
    不仅董仲舒主张复仇有理，子报父仇有理，民报官杀父之仇有理，臣报君杀父之仇有理，汤武革命有理，而且后汉的《白虎通》也把复仇有理论进行固定化。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董仲舒非但不是把儒学法家化了，反而是把秦统一以来的法家气氛扫除了大半，而代之以儒家的空气，反倒是在法律领域将法律儒家化了，毕竟法律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法家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