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大阪世博会

吉田健一是建立了日本战后体制的吉田茂的儿子，曾在英国剑桥留学，是英国文学研究者、小说家。如果说他父亲是通过工业化和建筑化使日本富裕起来的最大推手，那么吉田健一就是他父亲的最佳批判者。他在书中表明，比起制造和拥有物品，反复使用和熟练使用物品才意味着真正的富裕。父亲是制造产品的人，儿子则是享受产品的人。丸谷才一说，吉田茂最大的功绩是建设了一个富裕、成熟的日本，创造出了可供吉田健一取材的文学土壤。也就是说，不是在伟大的吉田茂之后迎来了健一这样一个文化附属品，而是吉田茂为伟大的健一文学做了前期准备，这种大逆转式的评价太具有丸谷不走寻常路的特点了，很有意思。
在《欧洲的世纪末》一书中，吉田健一对两种欧洲进行了对比：一种是“制造”时期的欧洲，即通过工业革命和榨取殖民地财富而不顾后果地变得富裕起来的欧洲；另一种是其后到来的无聊、颓废的欧洲，即“世纪末”。一般来说，“世纪末”被理解为没有生产性的、颓废的、不健康的时代。但吉田健一反转了这一看法，他将“世纪末”理解为对物质主义、扩张主义的摆脱，并将其重新定义为“人重新发现了人”的最丰富、最美好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最健康的时代。另外，吉田健一还看透了这样一点，即“世纪末”并非仅仅出现在19世纪末的欧洲，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写的衰亡期的古罗马也有过这种时期，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的《中世纪的秋天》中也出现过，在中国和日本也都曾反复出现过，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方式。书中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公元307—361，被称为书圣）在和朋友一起酩酊大醉时写下的《兰亭序》也好，《源氏物语》中高雅的男女关系也好，千利休怀着对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暴发户的批判意识而创造的拙朴古雅的美学也好，都是世纪末精神的体现。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把可以跟各个地方、各地人共享的某些东西变成具体的建筑形态。我觉得这就是上天赋予我这个人的使命。
因为地方不同，遇见的人不同，所以我的作品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所谓工业，就是反复制造同样的东西，不这样的话就没有利润。而我则想通过建筑来证明，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具特色的，所有的人都是各不相同的。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离散的反义词是聚集。我们当时认为日本社会就是聚集型的，让人很不舒服。所谓聚集型社会，就是政府向东，大家就会跟着向东的社会。在日本社会中，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不一样，但实际上大家是一整块的；相反，人和人之间留有空隙，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朝向不同的方向、思考不同的问题，这种社会就是离散型社会。把这种社会的存在方式翻译成建筑，就是离散型建筑。
如果搭建的建筑是充满空隙的、松散的，那么人际关系应该也会随之变成离散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