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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提出的批判在于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并且会产生哪些结果，某种真言化才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再一次，相关于某些证实和证伪规则的一类系统表述才得以实施。例如，当我说批判在于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并且会产生哪些结果，一种真言化才得以实施时，你们清楚地看到问题不在于说：看呀，精神病学是多么地压制人，因为它是虚假的。问题也不是变得有点更错综复杂并说：看呀，它是多么压制人，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要说，问题在于使一些条件显现出来，这些条件应该被满足以便我们拥有对疯癫的话语——对犯罪和性来说也一样——而根据医学的规定，或者忏悔的规定，或者心理学的规定（这都无关紧要），或者精神分析的规定，这些话语可真可假。
换句话说，为了使分析具有政治作用，该分析不应该针对真理的发生或谬误的回忆。知道这种科学何时开始说出真理，这重要吗？记住医生能对性或疯癫所说的所有谬误，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我认为当前所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是确定这样一种真言化制度是什么：它在某一具体时刻建立起来，也正是据此你们现在才能认识到例如19世纪的医生们关于性说过多少蠢话。记住19世纪的医生们说过很多蠢话，这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要性。只有确定出这种真言化制度——它允许医生们表述和确认某些事情是真实的，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并非如此。正是在这点上，历史分析才可以具有一种政治作用。这不是关于真实的历史，这不是虚假的历史，这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真言化的历史。这就是关于市场，或者说关于真理体制与治理实践的对接这个问题我所要对你们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