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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膨胀而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制约下，旧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不可能呈集中趋势，而是逐渐分散。除了地主实际占有土地约为40%（而非一般教科书给定的70%一80%）之外，各种用于社区公共事物开支的“公田”约占10%一20%。并且，正是在高地租的压力下，即使土地所有权存在向地主的“私有制”集中的可能性，但其使用权只能自然而然地向富农、中农等最有可能产生“剩余”的自耕农集中。于是，土地使用权基本呈“正态分布”。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表现出“稳态结构”的内在机制。

恰恰是旧中国工业化进程拉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使剥削率远高于地租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了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机会，进入了高度分散、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所以，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过量剥夺农民，而是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过量剥夺农村导致农民大量破产，是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剧了对农业农村的剥夺，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不可持续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