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伯里克利以后

以上两段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时期，共计50年。50年之后，雅典经历众愚政治时期直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的公元前404年，一共是25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雅典耗费50年构筑起的繁荣，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让它走向了衰亡。
作为城邦国家，雅典此后又延续了82年。然而那已经不是令后世赞叹不已的拥有灿烂文明的雅典。
导致雅典衰败的罪魁祸首一众愚政治是什么呢？
demokratia——民主（众）政治。demagogia——众愚政治。
它们都是希腊人发明的。请注意，貌似不同形态的政体其主角都是“众”（demos）。
哪怕是被视为恶政范本的众愚政治，也不可能从没有民主政治土壤的国家中产生。
如果说“democracy”（民主）是银币的正面，那么“demagogy"（众愚）就是其反面。
民主政体的领袖唤起民众的自信。
众愚政治的领袖巧妙地煽动起民众心底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安。
如果说前者是“诱导者”，那么后者就是“煽动者”。
前者展示光明的前景、引领民众，后者掀开阴暗面、挑动人们的不安。因此，煽动者并不限于政治家。
如果以当下为例，那些示威抗议的组织者、宣传媒体和网络，无论他们有意或无心，都是不折不扣的煽动者。
他们(希腊人）不认为胜者拥有绝对的正义，败者是绝对的十恶不赦。也许是受到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教科书”的影响，希腊人很清楚胜败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运气。
英语称“中庸”为“good sense”,法语叫“bon sens”,意大利语是“buon senso”。日语以“良識”一词对应最为合适。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剧在于，失败的不只是雅典，还有整个希腊世界。
希腊人自己构建起的价值观，又被他们自己亲手摧毁。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有爽快之感，是因为它是希腊人美好一面的集大成者。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始至终笔调灰暗，因为它是希腊人丑恶一面的总汇。想到仅相隔半世纪，希腊民族就从联手抗击外敌转为自相残杀，这真令人黯然神伤。
才华比希罗多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修昔底德撰写被后世誉为史书最高杰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战争仍在进行之中。至此，将军修昔底德死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诞生。
此前，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历史记录很久以前就出现在埃及、远东等地区，修昔底德的伟大之处是在记录中增加了关于“为什么”的因果探究。准确地说，书中充满他努力找寻“为什么”的执着。
或许有人会说，两党并立，选民有选择的机会，这对民主政体国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吗？在理论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然而正确的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不一定有正确的表现。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位哲学家要到34年以后才出生，他并不是这个时期的人物。
意大利语中有一句话叫“Pace con se stesso”。直译是“与自己和解”。通常“和解”指的是与他人归于和好。但这里的“和解”应该是指原谅并接纳自己。
意译的话就是尽所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后拥有了平静的心情。
“就像度过一天后有安稳的睡眠，度过充实的一生后有平静的长眠。”
说这话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是做到“Pace con se stesso”的人物。
霸权国家如果和其他国家一样按惯例行事，就不可能维持霸权。唯有采取有别于他国的宽容政策，才能真正保持霸权地位。
谨慎当然很重要，但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到底是谨慎行事还是勇往直前的正确判断，才是获胜的关键。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拖泥带水的战争。因此，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对阿提卡的侵略，与其说是正规的军事行动，不如说掠夺的色彩更为浓厚。
希腊历史在荷马描绘的英雄传说时代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居住于北方的多利安族大肆南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希腊从此进入多利安人和幸免于难的爱奥尼亚人二分天下的时代。历史学家们称这个时代是希腊的“中世”。
以民族有别为由要求支援，是战争长期化的恶果之一。
战争长期化会催生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划分阵营。
在罗马法出现之前，古代希腊的前线司令官权力仅限于制定狭义上的战略、战术。
难道雅典人不了解雅典军在叙拉古的困境吗？
我想他们是理解的。只是考虑到前期投人的人力、经费和军备，不愿就此罢休而已。
人们不是因为好战才让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感到退无可退只能前进，所以才让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
自停止西进到西西里远征，中间相隔9年。这段时期欧律墨冬始终有良好的战绩，照理说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再次西征时，他应该和尼基阿斯、阿基比亚德同时当选为司令官，毕竟他是西西里通。
但就在此前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欧律墨冬遭到起诉，被科以罚金。这也是伯里克利时代之后出现的乱象之一，国内动辄起诉、审判，或许欧律墨冬也是牺牲品。
有志成就大业的人势必树敌，什么都不做的人自然太平。
第四等级被称为无资产者，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民众不具备让自己坐享其成的丰厚财产。罗马人将他们称作“普罗列塔利”。“无产者”(proletarier）一词正是来源于此。
话说回来，在民主政体的雅典，虽然人们所属等级不同，但在拥有公民权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换言之，全体公民都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和保家卫国的责任，人人平等。
波斯人商业天分的欠缺简直令人无语。当然，这可能是将土地视为资源的波斯人和相信人的智慧、技能才是资源的希腊人在观念上的不同。
总之，那个时期并没有出现雅典船员大批外流的现象。
(波斯想协助斯巴达挖雅典的墙角，通过开价给雅典桨手，试图打破雅典“熟练技工集团”的垄断，奈何开价太低，没有达成效果。）
希腊所有城邦均实行公民全民皆兵制。不具备公民权的人不能参与国家政治，同时也没有参军义务，这是希腊民族创造出的理念。雅典公民权普及至社会底层，所以尽管它经历了西西里远征那般惨重的打击，依然能够征集到士兵。而斯巴达不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农民开放公民权，它始终面临士兵人数不足的问题。
梭伦改革开启了雅典民主的第一步，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代经济得到发展。随后在克里斯提尼领导下全面改为民主政体，在地米斯托克利率领下击败波斯，之后经由伯里克利之手实现了民主政体的完善。在此期间雅典经历过多次战争，失去大量的男子，但它始终保持着希腊世界最大城邦的傲人地位。现在这里又增加了大批被遣返者。然而在提洛同盟消亡的情况下，小麦的进口渠道被完全切断。
断粮的攻击手段对雅典最为见效。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雅典人上下认识一致。他们除了与斯巴达谈判无路可走，这一次没有人反对。
以上这一切(雅典无条件投降的各项条款）在公元前404年春天至秋天的短短数月内，成为现实。
它们发生在雅典击退来犯的波斯大军，为日后的繁荣昌盛铺平道路的75年后。
它们发生在保持雅典的繁荣并成功将之发扬光大的伯里克利去世仅仅25年后。
作为希腊代表的城邦国家雅典，在公元前404年侥幸地躲过了灭亡，但躲不过衰败。

雅典兴盛的四大要素有：
一、民主政体。
二、雅典海军。
三、雅典-比雷埃夫斯港一体化。
四、提洛同盟。
雅典在短短的25年内丧失了所有。
它再也不是霸权国家。

苏格拉底的教导正确无比。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
雅典人败给了他们自己。换言之，是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