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国家希腊的终结

“霸权”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语的“hegemonia”（英语为“hegemony”），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有强力有的影响。
在古希腊，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国家只有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虽然在陆战方面堪称希腊第一，但斯巴达战士的国家只有军事力量。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抛弃了民主政体（demokratia），转向寡头政体（oligarkhia），而这并非战胜国斯巴达的逼迫所致。
真正的原因在于，绵延近30年的战争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败告终，雅典市民对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体失去了信任。
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腊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经济敏感性。正因如此，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想到的广域经济圈。
我认为他（克里提阿）的内心已经被一种不安搅得痛苦不堪。那是担心“三十僭主”政权也会同“四百人会议”一样归于失败的不安感。将不安转嫁给别人就是愤怒。这种愤怒使人盲目，让冷静的人变得疯狂。
雅典人一直下意识地拒绝在认识上有所醒悟，他们不承认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领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伯里克利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实际上他实施的是一人统治，但他能让大家觉得最终做决定的是民众自己。雅典民众没有领悟这种“一人统治”的必要性。伯里克利之后的所有领袖都没有发挥出作用便垮台就是明证。因为民众不想培养“一人统治”的领袖，所以这种人刚暂露头角便会被拿下。
“民主”并非集合更多人的头脑便能搞好政治那么简单。
尽管苏格拉底以那样站不住脚的罪名不得不赴死，但这反而成就了他的哲学。雅典因处死最后留在雅典的爱国者，证明了它此后绝无力量走出迷茫。
审判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题目，也是一个历史题目。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一样，是“真正的雅典人”，他们不可能诞生在希腊的其他城邦。
他们都具有一种才能，能使别人动摇而自己绝不动摇，并能安抚变得不安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遭遇一时的失败，也终将成为永远的胜利者。
斯巴达人的座右铭是质朴刚健，其国内只允许使用铁质通货。这遭到其他国家商人的嫌弃，其他国家的物产也就进不了斯巴达。我们只能无奈地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斯巴达人完全没有经济头脑。
这样的国家成为希腊唯一的霸权国家，希腊还有未来吗？
他们（雅典人）创造了民主政体，比别的城邦更长久地发挥这个政体的作用。
民主政治还是一种政治思想，目标是通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进而飞速提高整个国家的收益水平。

而斯巴达是一个坚持固化阶层差别的寡头政体的国家。
……
甚至可以说斯巴达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重大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斯巴达面临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
……
斯巴达没有让板凳队员凭实力成为正式选手的机制。这样做会让国家崩溃。斯巴达一直以来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
当必须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人去保卫别国的国家利益了，这条路的尽头自然是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希腊的公民兵变成了佣兵）
因为士兵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所以希腊城邦国家能把重装步兵培养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士。波斯尚未培育出公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培养出希腊史的重装步兵。
小亚细亚西岸及其毗邻岛屿在古代多被称为“爱奥尼亚”。这一带也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在文明之花转移到雅典全面绽放以前，一切都诞生于此。
哲学之父泰勒斯来自米利都。
数学之父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岛。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来自科斯岛。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纳苏斯。
这里的居民一直都是希腊人。
如今由“吕克昂”（亚里士多德在雅典郊外的吕克昂开办过学园，提供升入“学院”以前的教育）这一名词演化而来的法语单词“Lycée”和意大利语发音“liceo”一直沿用至今，意思是一种5年制的高中，教授升入大学所需的全部科目。
我们不仅在哲学、数学、医学、历史、建筑、造型美术方面得益于希腊文明，而且还在民主政治到教育制度方面得益于古希腊人。
我一直觉得，斯巴达轻易地把希腊文明发祥地爱琴海东岸割让给波斯，是因为他们从来就对文明、文化不感兴趣。
正如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塔亚陆战证实的那样，击破敌方主力便可把胜利导向已方。这是己方人数少于敌人时总司令所能采用的唯一战法。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斯巴达年轻国王的曾祖父是普拉塔亚战役的胜利者，而自己却成了这种战法的牺牲者。
这时，与希腊本土只隔着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已经开始了决定今后地中海世界走向的划时代的改革。这个改革始于以立法者名字命名的《李锡尼法》的诞生。
……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族袭击罗马。希腊人了解袭击给罗马人造成了打击，罗马人也一定知晓公元前370年前后希腊的乱象。
我认为，如果罗马人不知道同一时期发生在希腊的战乱，他们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样决绝地完成始于《李锡尼法》的罗马改革。
罗马人认为，希腊城邦国家战乱的最大原因在于城邦内部的持续分裂。
他们认为，民主派和寡头派互阋，哪边都没有压倒性的实力，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两大党派不仅在国内对立，很多时候还会拉来别国同党参与斗争。于是国内对立演变成城邦国家间的对立。
于是，罗马人想把这两大党派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不妨碍自由又能实现国内统一的政体。
希腊人创造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而贵族与平民之间斗争不断的罗马创造出“共和政体”（Res Publica）的新概念。既然要“共和”，就要“融合”而不是“对立”。
……《李锡尼法》开宗明义，承认平民阶层也有权成为两名执政官的候选人。平民提出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出自平民的提案被删除，实现全面放开。
第二年，政府向平民开放所有重要政府职务。
罗马也曾是城邦国家，一切公职人员均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选举决定。
这个选举的候选人全面放开，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两名执政官均为贵族，有时两人都出自平民阶层，因年份而异。
不论结果如何，它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两派均无法抱怨。
这项改革的最大益处是彻底废除了容易成为贵族（以及精英）阶层或平民阶层利益代表，进而使二者形成对立关系的旧制度。
……
《李锡尼法》颁布后不到两三年，又出现一个决定性的法案。
该法规定，有担任国家要职经验的人不分贵族、平民均有权获得元老院议席。以保护平民阶层利益为己任的护民官退休后将成为元老院议员。这就好比工会主席卸任后出任公司董事。
罗马人是罗马法的开山鼻祖，他们非常喜欢法律。但他们不认为立下新法后改革就能成功。
也许他们认为具体的事情可依照法律来决定，抽象的事情要交给神衹。这时，罗马人把民主派和寡头派的理论融合在一起神格化了。我们只能对罗马人如此露骨的现实主义报以一笑。
……从罗马斗兽场方向进入古罗马广场，沿着“圣道”（Via Sacra）就能来到康克蒂雅神殿（Aedes Concordiae）。……这座神殿是公元前367年为纪念《李锡尼法》而建造的。
 “康克蒂雅神殿”这个名称是献给司掌一致、和谐、融合、协调之神的神殿之意。
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因《李锡尼法》而化解，从此两者将一致、和谐、融合、协调地为罗马尽力。两方将此事神格化，起誓认同。
当然，司掌此事的神必须是女神，而不是威武的男神。
就这样，罗马人创造了“共和政体”，以对抗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我总认为师业有赖于弟子。罗马成为希腊的弟子。把老师作为反面教材汲取经验教训证明了弟子的优秀。当时西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强国叙拉古完全没有在希腊的乱象中学到任何东西，但尚未成为强国的罗马却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