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过程/心理干预/115～117

 1海蒂住在寄养家庭的时候曾经接受过治疗，她当时对此持怀疑态度，这次，她预料自己会被认定为不愿合作。但治疗师一直把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决定权交给她，并肯定了那种想说“不”又担心风险和后果的心情，尤其是她在工作中的糟糕经历才刚刚结束。海蒂后来分享说，治疗师坚持将拒绝的权利还给她并不对她进行任何惩罚，是“除了治疗犬以外”她回来接受第二次治疗的唯一原因，这一次她在治疗中一待就是10年。
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持续了三个月之后，海蒂决定讲述一些关于她童年时受虐的细节。在那段时间，海蒂选择将治疗重点放在应对日常生活上，因为她严重的抑郁症状让生活变得难以为继。海蒂从异常程度最低的细节（“我儿时遭到了性虐待”）开始讲述她的受虐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师既没有退缩也没有可怜她，于是她开始揭露更多的细节。海蒂在治疗中花了两年的时间讲述她完整的受虐历史，甚至在她接受治疗的十年中的后两年里，一些细节又浮现出来，深化或澄清了她之前已透露的内容。很多次在海蒂揭露受虐细节之后，她都受到严重的情绪困扰，因此在慢慢重建关于自己生活的叙事的过程中，穿插着她和治疗师为减轻痛苦和提升生活质量而开始的工作。
治疗师在这时为海蒂提供了一种赋权策略，这种策略是从其他研究记忆的人的反馈中发展起来的（Gold＆Brown，1997）。治疗师告诉海蒂，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讲述可怕的经历时，之后的几天对这个人来说会非常难熬，同时，这通常会引起自杀倾向（以及她随后分享的，自残行为）的上升。治疗师向她引入了这个概念－在她分享新的创伤历史前，她们将一起增强海蒂获取安全感的能力，同时为接下来怎么做达成一个协议。比如，海蒂会用沙发上的毯子将自己紧紧地裹起来，拿出她某次在路上发现的水晶，然后边看着水晶边讲述她的故事。在她分享完信息之后，她通常会抱起治疗犬，治疗犬作为一个可触摸到的、安全的、有生命的拥抱对象，能帮助她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她们俩达成一个协定，治疗师会在这样的治疗结束后的下午打电话给她，看看她好不好。而海蒂将会回到家，紧紧地楼住自己，直到接到治疗师的电话。
由于海蒂发现她经常在这样一次治疗之后从自己的身体里解离出来，同时也变得没有胃口，于是她们还为海蒂吃什么制订了一个计划。这对增强海蒂在生理／躯体领域内的个人权力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吃什么正是对身体需求的感知。所有这些为加强自我关爱而制订的合作策略为海蒂吐露自己的自残行为及两位女性如何应对这样的吐露打下了基础。
大概在第五个月的时候，海蒂作为一个经历过复杂创伤后又在工作中遭遇性侵的人，这些创伤所带来的后果在她身上逐渐变得清晰，于是治疗师决定向海蒂提出自残这个话题。那个时候，两位女性都已熟知，当海蒂在治疗中回忆起受虐情节，或在其他时候描述起她有关分离和人格解体的经历时，海蒂经常解离。治疗师将之解读为一种“在那种环境下很正常”的现象，并评论道，“我认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有些是来访者，有些是我的朋友，她们从小到大的生活和你的一样糟糕。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会做一些帮助她们应对困难的事，而这百分之九十中的百分之百会觉得太羞耻而不告诉任何人。很多像你一样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也是她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万一你有什么想跟狗狗说的事，没关系，这不会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也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这样 的事。”
以这种方式邀请来访者分享如此隐私的、有羞耻感的信息通常能够帮助她们更好地建构自己的应对策略。描述性的非评价式的语言为彼此的沟通提供了一种不那么羞耻的方式。有时，治疗犬参与治疗；有时，人们会带来艺术作品，或者照片，或者一首诗。女性主义治疗师还可以把其他人的经历讲述给来访者听，以此作为一种减轻羞耻感的策略，而这种策略能在心理、社会领域创造赋权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