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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特权正是平等权利的对立面。官员们正是民主的天敌。只有等官吏们愿意限制自己阶级的特权，享受少一些的行动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别人对他的控告，只有等到这一天，中国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阴凉下面去。
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得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中国人以自己乐观的宿命论，高尚地完美地忍受着这种安排。
实际上，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很少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会通过婚姻或通过熟人找到一个远方的堂兄，该堂兄又认识一位张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师，而这位张先生的媳妇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这个关系在有官司要打的时候极有重要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