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下的等级制度

    在苏联，“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现了政权的供养人身份，这个制度让人民吃得好，让国家自给自足。塔马哈·孔特拉铁娃（TamaraKondratieva）认为，在帝国政权的食品政策和共产主义新制度的食品政策之间有相似之处。两个制度中都有首长权威必不可少的“父权主义”因素，另一方面，“集体分配”和封建的做法雷同。在平等主义的背后，隐藏着食品分配上显而易见的、大家都认命的等级制度。忠于政府的特权阶层、军人和一些知识分子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诸多特殊待遇，他们有小餐厅，有称之为“学术供应”和“补充供应”的特殊供应，总之与“统一的工人供应”的一套平等说辞相去甚远。派驻全国工作的高级官员也能收到专门为他们发去的成车皮的食品。尽管农业生产的情况挺令人失望，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对其官员的工作绝不吝惜溢美之词，表现突出的人得到奖励，斯大林为农业丰收沾沾自喜，其实他得到的农业数字和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苏维埃政权竭力掩饰着物质的匮乏，1928年苏维埃在区域范围实行了食品配给，但是对全国的食品困难视而不见，一直到了1931年，才被迫在苏联全国实行了食物限量供应。1939年10月，EL。库迪亚考夫（E.L.Khoudiakov）出版了一本菜谱，吹嘘共产主义食品政策的好处，书的前言的主题是把国家引向“丰盛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把斯大林语录、苏联共产党的十八大决议、怎么摆桌摆台的技术细节罗列堆砌在一起，作者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祖国，没有人挨饿，没有人营养不良，没有受苦受难的人。”在这里，丰饶土地的神话是有限度的，政府把培养社会主义者必需的俭省，变成了对食品短缺的弥补手段。斯大林本人也愿意以勤奋工作和生活要求不高的形象面向公众。
    
    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用食品分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物质匮乏分化了社会，一方面是工人，他们被公认为是工业进步必需的力量，因此要多得一些食物，另一方面是其他劳动者，主要指的是农民。严重的是，历史学家们新近揭露，当时实行过“猪猡化”政策，故意限制人获得基本食物，让老百姓成天忙着奔吃喝，没有闲心关注政治。这样的控制手段有时候会悲剧性地造成饿死人的大饥荒，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当权者又可以臆造出一些反革命组织，高呼打倒投机商，为清洗这些“制造饥饿的人”找到借口。在德国，“恐慌计划”原本的目的是要在最穷的犹太人中制造饥饿，迫使他们逃亡，戈林认为不可行而否决了这个计划。可以看到，在专制制度下，食品是怎样的一种被重用的胁迫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