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很想让欧阳修出任宰相，曾多次与王安石讨论此事

自熙宁二年（1069）二月以来，神宗皇帝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作为一位稳重心细，有胆有识的最高统治者，年轻的皇帝并不打算一味标新立异，完全不顾祖制旧法。尽管他厉行变法，渴望能够改写历史，但在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任免问题上，他始终严格承袭着作为“祖宗家法”的制衡术：用政见不一的人互相制约，既可以集思广益，又可以使自己不受制于某一方。因此，组成熙宁中书内阁的五位宰执大臣，其政治态度可说是各个不一。当时人们以“生”、“老”、“病”、“死”、“苦”戏称五位宰辅。“生”是指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年富力强，生机勃勃；“老”是指宰相曾公亮，他年逾古稀，老态龙钟，正在请求告老归乡；“病”是指宰相富弼，他不赞成大变法度，尤其不赞成军事改制，常常称病不朝，消极抵抗；“死”是指参知政事唐介，他是王安石最坚决的对立派，直言极谏，不被采纳，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就因病去世；“苦”是指参知政事赵抃，他也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因大势所趋，深知无力阻挡，只是连连叫苦。
神宗决定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劝阻道：“陛下应该先召欧阳修进京，和他谈论时事，考察他是否确实有补于政。”
王安石说：“宁愿用才德平庸之辈，也不能用一个可能会从中作梗的人。”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所颁行的一系列新法都围绕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中心，在“国计”与“民生”这两端上，重心明显倾向“国计”而忽视“民生”。新法实行之后，国家收入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加上所用非人，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个人升官晋级，不惜严刑重法压榨人民，王安石主观上的“良法美意”在实践中却部分地变质，成了“扰民”的工具。欧阳修的变革主张历来是以整顿吏治、爱民、节用为核心，其具体的施政原则也是以镇静宽简为本，反对“扰民”。同时，在改革的强度上，对于王安石如此大刀阔斧的作为，欧阳修也有不同看法。他历来主张渐变而非突变，因循保守则恐国势日危，改革旧章又怕另滋扰乱，矫枉不能过正，力图掌握分寸和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