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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疆南到甘南】
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矿山，是1999年的暮冬。那天，漫天大雪，天地白白苍苍。年关在即，过年的费用已是眉头大事，孩子一岁半，还在每天靠奶粉过日子。半口新牙，总去啃能抓到的吃物和疑似吃物。 
矿山地点是河南灵宝秦岭金矿的朱阳镇王峪。后来知道那是整个西秦岭金矿中一个不足一说的平常矿坑。当时由家乡到朱阳尚不通班车，我们十三个人乘坐包工头的一辆平时用来拉生活用品和生产材料的吉普车，破旧得只剩一匹马力。车斗被挤得外面用脚使劲儿踹才勉强关得上车门，由晨至昏，经洛河，过潼关，一路扬尘颠簸，天黑时分到达矿点，下车时，大部分人的脚腿肿胀到不能行走，大家互相搀扶着去到工棚。 
这是一个接近山顶的矿坑，山顶那边，是秦岭西坡，从植被到烟火，是另外一个世界。峪口至此，两沿渣石花白高耸，不知道有多少矿坑在终年日夜奋战。北风如刀，山高月小，远近刀劈斧削的裸崖泛着白光。
先期到来的工人已经开工半月。它的名字叫“企业委十三坑”，原来是朱阳镇企业委矿口的一个，历经十几年开采，已经报废，由原本在这个矿口干小包工头的人承包过来。他是我的同学，他后来成为打遍天下的矿业主，沉浮胜败，兴荣亡辱，有无数后话。 
我的工作是拉车，就是用两轮的架子车一趟趟地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矿洞内部四通八达，结构诡谲复杂，天井、下采、空采、矿仓星罗棋布如同迷宫。为了省电，巷道上不使用灯泡，我们在负重行走时脖子上挂着手电筒。那时间还没有蓄电的矿灯，我们每两天会领到两节电池，只有在不得不使用时，才会打开手电筒。 
当时有五六个工作面，有两个段面在巷道掘进，一个采矿，其余的在翻挑已经废弃的采场矿渣，里面有一些遗落的矿石，品位不错。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借助蜡烛的弱光发现矿石上偶尔的纯金颗粒，大如麦粒，小如针尖。这些矿块带到洞外的某些小店铺，可以换取一双袜子或一瓶高粱大曲。有经验的老工人凭借微弱的光瞬间可以分辨微小的金粒与硫体的区别，令人惊奇。黑暗处常有领班的小组长监督劳动，发现并想私吞含金矿块的人得异常小心。
路途远近常常不定，我有时每天拉十趟，有时更多或少几次。巷道高低不一，有些段可以伸直腰，某一段只能半趴着前行。如果在低矮处需要歇息一会儿，只好仰卧在车子上让背部神经得到一点儿舒缓。架子车上的矿石或废石接近一吨的重量，拉车的人需要足够掌控它的力量和技巧。那时候总是非常饿，下班吃饭成为最急迫的愿望。我可以每顿饭吃四个拳头大的馒头加一碗稀粥，有的工人则更多。好在并不限制食量，工头有一条标准是能吃就能干，饭量小的反而不受待见。 
拉车最大的麻烦事儿是中途爆胎，巷道狭窄，车子、行人进出不绝，卡在路中是要影响整个矿洞一天的进度的。爆胎者急赤白脸地去外边背回备胎，但一人之力要替换下损坏的车胎谈何容易。实在一人之力无法替换时，如果距洞口不是太远，我会拉着爆胎的车子死命地往外奔，这样的结果是，待到了洞口，人和车子完全瘫痪外，还要招来修车师傅的一顿臭训。 
工棚由竹竿和木棍搭架，外面蒙一层彩条塑料布，四圈压着石头，在背风处用菜刀拉一条口子就是门了。棚里的地上放几块床板，铺上被子就是床，别无他物。夜长风烈，半夜时彩条塑料布常被从某一面揭起来，冷风夹着草屑、雪花劈头盖脸而来，大家就用被子蒙着头，颤颤巍巍地到天亮，早晨露出脑袋，一床的雪花和枯草败叶。 
山高气寒，雪总是经久不化，有一天早晨早起来上厕所，看见几个人从雪窝里拱出来，裹一身塑料布，他们是深夜偷矿石的人。那时，每到天黑下班，大家久久地不愿出洞，工棚里，那个空荡的冷，胜于雪窖，无法描述。 
2000年春节前一天回到家，我挣到了五百二十元钱，那是我此前挣到的最大一笔钱。在交给爱人时，我数了又数，厚厚一沓十元、二十元的票子，一会儿多出一张，再数又少了一张，数到最后结果是一张不多，一张不少。儿子已学会了走路，他用口齿依然不清的小嘴喊“爸爸”。他的爸爸将在一天后的除夕之夜迎来他人生的第三十个生日。 
凭着此次的积蓄，凭着一副好体格，凭着矿洞经验，我可以跑单帮了。接下来的2000年春天开始，我几乎跑遍了西秦岭大部分的沟沟壑壑，并在多家矿坑找到了如意和不如意的活儿。不过在这年冬天之前，我一直干着拉车的活儿，因为只会干这个。经我拉出的废石如果堆积一处，可以成为一座山丘，我拉出的矿石，球磨冶炼之后，可以使一个人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一生。 
二
我前后有过十六年的矿山生活，十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正好是我此时生命的四分之一长度。现在回望它们，竟有些恍惚，仿佛那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虚虚忽忽的梦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炸药到炸裂，从青发到白头，这个过程颇为庞然。删繁就简，去芜存精，下面，我从距离今天稍近，因地理与生活因素记忆深长的新疆岁月说起。 
就在一个月前，在家里翻拣一口纸箱时，我翻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红色塑料皮小本。这是一本爆破资格证书，里面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双语写着我的名字和注意事项。一张半身头像已显黄渍。短发，青春，双目明亮，紧抿的双唇露一丝孤苦和坚毅。日期是2006年4月，那时候，我拿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印发的这个册子时，已是二次入疆。
至今，我共有六次入疆经历，三次北疆，三次南疆。奇妙的是，两疆所处时间几乎相近，结果也几乎相似：都没有完成心中希望的收成。内容最后一项是：持证人在离开工作单位时，须将证件交回注销。 在这一堪称严重的事项上我是违规的。那个早晨，大野茫茫，喀喇昆仑山顶一轮弦月白亮若羊脂。我带着三位工友，急急如漏网之鱼，实在不知道该把如此重要的证件交给谁。
我至今不知道那一次矿山打工的地名叫什么，只知道它的位置距一个叫库斯拉甫的乡镇十五公里。一条叫叶尔羌的闪闪发光的大河从镇边不舍昼夜地流过，据说它的源头在阿富汗的某处，据说沿途布满了黑白玉石和寻找玉石的人。那是我们整整半年矿山生活里唯一能见到人的去处。
我和我的工友们在这个乡镇上用每分钟付费二元的卫星电话和家里通话，报告欣喜和愁苦；去饭店吃十元一份可以随便加面的拌面和一元一只的馕饼；去看黑纱蒙面、两脚尘土的顾脸不顾脚的维吾尔族姑娘，而街后满树清甜的杏由青至黄的节序让我们知道了今夕是何年。
到这一年，我已做了四年爆破工，技术已非常纯熟。我因为帮助工队招到了五十名青壮工人而获得一个小组长的头衔，实惠是每月可以获得300元的领工辛苦费。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我们乘坐西安至库尔勒的绿皮火车，七十二小时到达冷风萧萧的库尔勒火车站，出站找旅馆休息时看见又高又远的天空蓝得虚无，十几位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姑娘喊我们擦皮鞋，她们不知道这群人身体内汹涌的瞌睡，远远凶猛于皮鞋上的灰尘。
又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加汽车，经过了阿克苏、喀什、专产削铁如泥刀具的英吉沙，到达阿克陶库斯拉甫乡时，正是2006年农历正月十九的黄昏。那是一个风尘漫漫含着苦涩味道的下午，它成为其后五十多人南疆矿山之行生活的某种隐喻。 
三 
这是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凉的山脉，它的陡峭可以用举头掉帽来形容。因为经年的裸露风化，不时有石头滚落而下。我们到达矿坑的时候，远远地望见山下去往叶尔羌河拉生活用水的汽车小如一只甲壳虫。开车的司机是我的邻居，他十七岁。他是一位戈壁上驰骋飞扬的车手。他早我一年来到这里。我后来几可乱真的维吾尔语口语，是从他口中学得的。 
这是一座铅锌矿山，共有三个矿口，一个掘进到一百多米；一个四五十米；靠山顶的那口，十米不到。因为陡峭，洞口没有一星石渣，所有的渣子都下了沟底。三个洞口，三台柴动小型空气压缩机，都是每立方米二点五帕斯卡那种。上面的说明文字是俄文，风钻也是俄文说明，它们都是俄罗斯货。矿工程部看门的老头说，一个月前，是俄罗斯人在这里干活。矿山，是他们承包的，他们不会干矿山，只会吃肉，赔了好多钱，你们来了，这下好了。
我也说，看我们的。我被分在二号口，给我分配了十五名车工、两名爆破工和一名做饭的师傅。做饭师傅叫老申，2014年，他死在了甘肃一个叫马鬃山的矿区，他的尸骨留在了那座只有西部地图可以查到的地方。
索道，在西南地区因山高沟深被广泛应用，从坑口到山下长达八百米的索道就是重庆人的杰作。它是一条生命线，承担着所有生活、生产资料的运输，甚至承担了语言的传递。这条索道上，发生过许多的故事，我来到之前和后来发生的，共有几十件之多，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待我有了时间和精力，我要把它们一一写下来。 
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能不能够，得看老天的意思。这里，我先说一件意外事件。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3月的某个傍晚，那时我正在阿图什接受爆破资格培训。关于资格培训要说的是，爆破证不是驾驶证和教师证，它只能一坑一用，在此之前，我已取得和作废了许多个资格证。 
因为开采规模的扩大，原来的索道已不适应小打小闹的生产，需要重新架设一条规格更大的新线。承担施工任务的是重庆人，具体说是城口县黄其乡人。我后来到了城口，看见深沟大谷，男女行走如履平地。他们祖辈都长于干这种命悬一线的活儿。 
矿山上的三个洞口，五六十个工人日夜都需要物资，所以现有的小型索道不能废掉和停用，而新索道的架设又没有更合适的位置，只能双轨并设，两条钢索相拢最近的地方只有二米。它们距最深的谷底高度有一千米，一吨的矿斗在滑翔时，像一只孤独飞逃的麻雀。事故就发生在距地面最高的地方，那是人束手无策的高处。 
索道由一条主索和一条游索构成，主索负责承重，游索带动重物上下滑行。那一天，也并不是什么要紧的日子，唯一要紧的是三月不知肉味的工人们将有一顿有肉的晚饭。维吾尔族老乡不知怎么死了一头驴，就把驴拉到了矿工程部，于是工人们命该有一顿肉食。
当半头驴肉输送到索道的半程时，欢快的游索不知怎么一下子绕在了新架未启用的另一条主索上，任热水在锅里叫唤，任用尽了一切办法也分解不开。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所有的人抓乱了头皮。 
这时，有一个人出现了，她有一米七的身高，一双含银藏雪的双眸，她是一个女人。她叫红梅子，姓什么，她没有说过，也就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人在一只暗红的包里见到了她的身份证，知道姓项，城口县黄其乡人，二十四岁。但早已没有了意义。 
当红梅子乘坐一只备用的矿斗到达纠缠不开的游索缠绕点时，山上山下的人都攥紧了拳头。落向喀喇昆仑山某山口的落日发出强烈的反光，耀得她的红色上衣更加鲜艳无比。但两索之间的距离有点儿远了，她伸出的手怎么也够不着。这时候，人们看见她打开了腰上的保险带，她的马尾刷地在风中飞扬起来，夕阳在上面镀上了缕缕金色。 
她努力探出上半身，双手终于够到了游索。两条索绳在突然分开的一刹那，人们看见一个东西从空中掉落了下来，那件红色的上衣挂在矿斗边突出的插锁钢筋上，因风的鼓荡而艳美绝伦。那个下午，我坐在阿图什公安局某礼堂考场抓耳挠腮，有一道题卡住了去路：略论中国过去一年在世界困境下的经济突围。 
  四 
在这里，我一直干到6月麦熟，从架设电线机械安装到巷道掘进，再到采区工程，后来因为无法得到工资不得不离开。那些工友有一些干到了年底，有一些一直干到了三年之后矿山倒闭老板血本无归。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这整整半年的工资，它们是我众多次被欠薪中的一部分。因为半年的绝收，我不得不冒险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干另一份工作。金属的色泽和质地相去无几，但每一次追寻它们的过程都各有不同。 
当我和刘建明翻过高高的铁尺梁，到达甘肃迭部县洛大乡的时候，已是2006年10月末的又一个黄昏，就像命运的特意安排，我们总是从一个个清晨出发，在一个个黄昏抵达。这是一个藏族乡，街道随山形地势而起伏蜿蜒。我俩跑遍了半条街，也没有找到一家汉族人开的饭店。最后在一家店铺买了几桶方便面匆匆填饥。这虽然属于藏区，但人们讲汉语，姓杨姓牛姓马等。和老板电话联系，他在街后的山顶上，盘若线球的公路直达白云缭绕处，他的铅矿就在那里。他有事儿不能来，他会派一个叫马彪的人开三轮车接我们。 
白龙江在山脚那边发着吼声向前奔腾，赶着与另一条大水接头。我们一路发现每几里有一个电站，每一个电站大坝都诞生一方碧绿的平静。我俩都已十分疲惫，但为了早一分钟赶到矿上，我们沿着绕山的公路往上走，这样来接的车子可以少跑一些车程。沿途苹果已熟，红艳若火，但味道很糟，酸涩不能咽。我们从一棵梨树上摘了梨，边啃边走。那梨大而甜，饱含的汁液充盈口腔，因吞咽不及而呛咳不止。 
在一块稍稍平缓些的地方，有二三户藏族民居，木构青瓦，场里是一堆一堆架起的荞麦秸，正在依靠渐凉的天气风干，上面的籽粒饱满而密集。来接我们的三轮车终于到了，马彪是一位魁梧的汉子，一口汉语要比小街上的人地道许多，此后成为我们的上司和朋友。车上有两只装了东西的袋子。一个女人坐在车厢的纸壳上，脸上两坨高原红艳若桃花，她风华正茂，乌发如墨。马彪说这是他的妻子。 
道路随山形越来越陡，弯道更加急迫。更高的山头上，白云漫漫，有牦牛吃草，仿佛天上来物。天色渐渐转暗，三轮车风驰电掣。远远地看到了矿区了，那里已经灯火初上。我们听见了大机器的隆隆之声，这是我无限熟悉的声音，此后以至今天，它在我的身体里再未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