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

“跳出汉化模式的假设，文化变迁的进程即很不相同：中央不再被看作是不能抗拒的扩张势力，而被视为在边缘地区需要加以界定或寻求显示的事项；汉文化也将被置于多元文化视野下加以透析。帝国伸缩的历史构图，就不再是汉人向热带地区进军或驯服草原游牧族群的历史，而是那些遍布于动态的中间地带的无数人群和个体不断互相适应、整合的过程，是那些人群被给予某种社会组织方式、被标识以及被“凝视’的过程，也是他们从经过选择的历史记忆中获取意义以看待
并命名自身的过程。”
这样，地方社会的建构和土著人群就不再被置于国家建构过程之外或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和中介途径，参与到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地方的精英运用他们认为具有威权的朝廷的象征，在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充的同时，为自己谋取利益和地位，并且利用国家的权力话语，创制自身的身份，对弱势群体加以标签和排斥。
在这些边缘地区，王朝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机器和行政工具可能相对缺失或较为薄弱，但它作为种文化观念却无处不在。具体的文化实践可能有异，但在各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却时常可以发现帝国的隐喻，这主要是由于土著人群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去运用帝国的话语和隐喻，以确立他们在地方社会乃至帝国体系中的身份。
个人与群体的族性身份和族群归属，首先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分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才存在并具有意义；其次是一种文化权力或标签，它将某些人纳人某一群体，拥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将另一些人排斥在外，最后，它还是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作为或成为某一族群（或民族）的成员，就必须（理论上）遵从其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按照被族群大众所认可的方式“行为”。
 这正是本书的思想意义之所在。在本书作者们的笔下，中华帝国的臣民们不再是“忠厚老实”、“安分守己”、“宿命的”、匍匐于地等待王朝国家赐予身份的“奴才”，而变成了懂得并娴于运用各种谋略和技巧（包括“创造性”地利用王朝国家的制度和权力话语）以获取自己利益、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蓬勃向上、富有朝气的、活生生的“人”。我以为，将历史文献中的诸色“符号”，还原成曾经鲜活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个体，乃是人类学方法给历史学研究最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