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值得玩味之处

十六岁开始考取功名，十九岁科考取第一名，二十一岁朝考列三等第一名，二十三岁乡试荐而未售，二十六岁乡试中第十一名，三十岁会试不第，三十三岁会试不第，此期间一直在《畿辅通志》局孜孜于学问之事，然而“学而优则仕”的情怀未曾稍歇。直到三十六岁会试中五十四名殿试三甲四十八名，才获得了钦点户部某司并改知县的机会，并从此开始了他汲汲于事功的仕宦之旅。
看来从考研到读博，都得到这个岁数x古已有之了属于是。
    有意思的是，原应礼尚往来，而在年谱的征引中，鲁迅并没有回赠高步瀛，只在1924年5月31日有“《雅雨堂丛书》卖与高阆仙”的记载。《雅雨堂丛书》纵使部头再大，鲁迅也不至于送不出手，之所以卖而非赠，我猜多半是出于高步瀛的好意和固执坚持。大概他觉得鲁迅与他相比，终究是有些寒微吧。
    当高步瀛母亲张太夫人八十大寿时，鲁迅送“公份”三元。公份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份子钱。别小看了这三元份子钱。年谱编者遍考《鲁迅日记》，发现鲁迅除高母生日外，还参加过六次生日宴请，送的公份不是一元就是二元，三元的公份钱已经是“高不可攀”了。除了体现出两人交情非同一般，大概也有感戴高步瀛屡屡赠书，甚或在自己回赠时又慷慨解囊的豪气和恩情在内。
和鲁迅先生的交往，足见得高之古道热肠与燕赵侠士之气。不过『三元的公份钱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一句莫名可爱。
    然而顾随的坚守又不是仅仅为了成就自己，而是与人民共命运的自觉选择。叶嘉莹在《（苦水作别〉在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就》一文中说：“顾先生不赞成那种只顾自已清修的‘自了以'，他曾说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像虫子样在污秽的地面上蠢蠢爬行的时候，有一些人能够飞起来离开污秽的地面当然更好，但那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境界的人，他虽然能够飞起来却不肯独善其身，他不修落下来回到污秽的地面，教给大家怎样才能飞起来，一起离开这污秽的地面。”
叶嘉莹的恩师顾随先生。此番见解其实本质仍然根植于儒家思想，不过顾随先生的决断确实值得钦佩。
不管它刺猬如何动作，卧室还是我的天下。我这个人，除去吸烟、喝茶，别无嗜好，只喜读书。晚上，大约六点多钟，我就躺在床上看起书来，直到深夜十二点方罢。一杯杯浓茶，一支支吕宋烟，是读书时的唯一消遣，而喝茶、吸烟又使我长精神读书。说句笑话，躺着看书虽然不是好习惯，可我的学问几乎都是躺着来的。”
躺着读书有多爽……大师们都知道。
    孙楷第在临终时，当着时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的面，在说话已很困难的情况下，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读书、著书一生，却因书而始终无法释怀。一个“书”字，堪称是晚年孙楷第耿介而委屈之心迹的生动写照。
真实而倍有人味儿。
（梁启超）在墓前对诸生说：“静安先生的学问的确超类绝群超类绝群的成就由于他有热烈的情感和冷静的头脑。情感热烈，所以学问欲无穷；头脑冷静，所以研治的学问极精。”
梁任公说王国维这段话，对治学极有影响。
    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即1975年4月16日的深夜，“士可杀不可辱”的时年73岁老翁的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上自缢了。终于，他与在这场“巨劫奇变”中的老舍、傅雷、刘盼遂、陈梦家、向达、傅洛焕、汪篯、李平心、翦伯赞、邵循正等同道一起，以及与先前在颐和园长廊投水的王国维先生一样，用极为惨烈的方式，相似于当年李贽自谓“七十老翁何所求”而在狱中自刎、王国维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跃入水中，共同身殉了中国文化之既倒，与之共命而同尽矣。
惨烈而不忍卒读矣。『痛苦，要学会忘记』，真的吗。
    雷海宗在《专家与通人》一文中指出：“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作最后的决定。
深以为然。
这一方案很快便得以实施，建议名单分A、B两批，A批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包括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学者，雷海宗便在这一份名单上。其中多数都应邀成行，并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做出了斐然的业绩。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雷海宗坚拒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访美邀请，坚持留在国内参与抗战。甚至连梅贻琦校长亲自出面，动员雷海宗接受邀请，他仍然答复以学校正在最困难时期，自己不宜出国而拒绝。
结合文章标题以及雷的最终命运来看，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好像胡厚宣先生压根儿就没有字号，他出身清贫的耕读之家，堂名别号的风雅，他并不感兴趣。从少年开始萌发的，只是对学术的坚忍不拔和一往情深。为了得窥明义士所藏的五千甲骨，他从史语所到齐鲁大学，再到复旦大学，终于得偿所愿，便又回到历史所。这让我不由联想起主动求为步兵校尉的阮籍。据《世说新语·任诞》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一个醉心于酒，一个醉心于学术，“五千甲骨”对于胡厚宣来说，不就是阮籍的“数百斛酒”吗？不同的是，阮籍放浪形骸，而胡厚宣端严持重，然而一往情深的真率则毫无二致。
一往情深的真率。
    想给河北编一套书。人老说北方“土豹子”，没学问，我就心里不服。南方对北方很讽刺，说北方没什么读书人。…我们河北省人物很多，学问很大，不说早的，就谈清朝，纪晓岚修《四库全书》，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过两湖、两广总督，就连孙中山的思想也是靠张之洞的思想启发，张之洞这人不得了。两浙、川蜀，甚至陕甘都有人才，怎么能说没有呢？我在有生之年想把这本书编出来，为北方学界立传
史树青先生这段话，还蛮感慨的。
先秦两汉时期的杂家是一个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的哲学学派，“兼衡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将其尊奉为九流之一，后来相沿成例，古典目录学的著作无不将其列为子部的重要门类。引而伸之，又可以“指知识广博，对多种学科均有一定研究并能融会贯通的人才”（《辞海》）。
曾几何时，“杂家”一词又带上了贬义的色彩，说一个人是杂家，等于是说此人没什么专业本事，“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现代的学者无法自致博大，学问稍涉博杂，往往便不能专精、杂家词义色彩的转变，透露出的是当今精细学术背景下治学者的尴尬和无奈。
如今已经很难再出大家的原因何解。
（傅斯年）本有意留杨向奎在北大任教，然而并不主动做出安排；胡适也惋情于杨向奎的离开，却也未执意挽留。傅斯年和胡适的态度固然值得玩味，而同时杨向奎的言出为鼎、绝不乞怜也是极可注意的。时隔五十年后，他仍耿耿于怀：“他想让我留在北大，但他却不说这句话，非要我说出口，可我怎么能自己说要留在北大呢？”“既然你们要留我，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呢？”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主动谋求自己学术的更好发展，留在全国最顶级的高等学府，这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呢？但杨向奎先生却坚执不愿说出，实在是他戆直性格的鲜明体现。
文人的典型性格一览。
    毫无疑问，周一良是幸运的，他在经历多年的坎坷屈辱之后，终于迎来了曙光。
    如果他在六七十年代就遭不测，不仅不会被平反，而且还很可能因为他的“梁效”经历而不得翻身，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进入新时期的周一良，继续他在魏晋南北朝史上的研究，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之后更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地位；担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和主任，先是辅佐邓广铭，标榜“硬里子”思想，做“有力的配角”，后做系主任又乐于“无为而治”，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同时作为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学富力强的弟子，传薪有人，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未竟之业。
总感觉作者在着笔周一良篇时暗含褒贬之意，有些春秋笔法在里面。无论如何，“人固不可以无年”，确实有些道理。
    仿佛是问：为什么是我？毕业不久前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为了表示忠诚，胡如雷“老实”地交代了自己与阎锡山的堂甥舅关系，连曾经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他也毫不避忌。然而这一切转眼成了罪证，成了必须将他放逐出京的理由。连推荐他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导师孙毓棠，也不得不一而再地写检讨。可为什么是河北，又有谁知道呢？
何其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