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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权威资料都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而环境的突变，却会让这种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国民公会中那些最残暴的成员竟然都是些平常表现最为温和的人。当环境正常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合法的公民或是善良的官员，而当环境突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邪恶和残暴，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相信。等到暴虐过后，他们又都恢复到此前的那种善良与谨小慎微中去了，成为最老实最温顺的民众，拿破仑就是在他们之中找到了最恭谨的臣民的。

让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篇日志《我该去恨的日本究竟在哪？》，也让我想到了国内曾经的那段敏感时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