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
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熟了。
席上说起国内大学多而教授少，新办尚未成名的学校，地方偏僻，怕请不到名教授。高松年笑道：“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很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的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分子。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大家听了，倾倒不已。高松年事先并没有这番意见，临时信口胡扯一阵。经朋友们这样一恭维，他渐渐相信这真是至理名言，也对自己倾倒不已。他从此动不动发表这段议论，还加上个帽子道：“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这至理名言更变而为科学定律了。
顾尔谦点头叹道：“念中国书的人，毕竟知礼，我想旁系的学生决不会这样尊师重道的。”说完笑眯眯地望着李梅亭，这时候，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
高松年想糟了！糟了！辛楣一定给李梅亭缠住不能脱身，自己跟这姓方的免不了一番唇舌：“方先生，我是要跟你谈谈——有许多话我已经对赵先生说了——”鸿渐听口风不对，可是脸上的笑容一时不及收敛，怪不自在地停留着，高松年看得恨不能把手指为他撮去——“方先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一般人撒谎，嘴跟眼睛不能合作，嘴尽管雄赳赳地胡说，眼睛懦怯不敢平视对方。高松年老于世故，并且研究生物学的时候，学到西洋人相传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与狮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对视，那野兽给你催眠了不敢扑你。当然野兽未必肯在享用你以前，跟你飞眼送秋波，可是方鸿渐也不是野兽，至多只能算是家畜。
高松年做个一切撇开的手势，宽宏地饶赦那封自己没写、方鸿渐没收到的信：“信就不用提了，我深怕方先生看了那封信，会不肯屈就，现在你来了，你就别想跑，呵呵！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说，我跟你先生虽然素昧平生，可是我听辛楣讲起你的学问人品种种，我真高兴，立刻就拍电报请先生来帮忙，电报上说——”高松年顿一顿，试探鸿渐是不是善办交涉的人，因为善办交涉的人决不这时候替自己说许下的条件的。

可是方鸿渐像鱼吞了饵，一钓就上，急接口说：“高先生电报上招我来当教授，可是没说明白什么系的教授，所以我想问一问。”
鸿渐问梅亭的事怎样了的。辛楣冷笑道：“高松年请我劝他，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的西药——唉，我还要给高松年回音呢。我心上牵挂着你的事，所以先赶回来看你。”鸿渐本来气倒平了，知道高松年真依李梅亭讨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的私货，又气闷起来，想李梅亭就有补偿，只自己一个人吃亏。高松年下帖子当天晚上替新来的教授接风，鸿渐闹别扭要辞，经不起辛楣苦劝，并且傍晚高松年亲来回拜，总算有了面子，还是去了。
害羞脸红和打呵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粘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淖，踏不下而又拔不出。
上课一个多星期，鸿渐跟同住一廊的几个同事渐渐熟了。历史系的陆子潇曾作敦交睦邻的拜访，所以一天下午鸿渐去回看他。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因为没结婚，他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不免落在时代的后面；最初他还肯说外国算法的十足岁数，年复一年，他偷偷买了一本翻译的《Life Begins at Forty》①，对人家干脆不说年龄，不讲生肖，只说：“小得很呢！还是小弟弟呢！”同时表现小弟弟该有的活泼和顽皮。他讲话时喜欢窃窃私语，仿佛句句是军国机密。当然军国机密他也知道的，他不是有亲戚在行政院、有朋友在外交部么？他亲戚曾经写给他一封信，这左角印“行政院”的大信封上大书着“陆子潇先生”，就仿佛行政院都要让他正位居中似的。他写给外交部那位朋友的信，信封虽然不大，而上面开的地址“外交部欧美司”六字，笔酣墨饱，字字端楷，文盲在黑夜里也该一目了然的。这一封来函、一封去信，轮流地在他桌上装点着。大前天早晨，该死的听差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翻墨水瓶，把行政院淹得昏天黑地，陆子潇挽救不及，跳脚痛骂。那位亲戚国而忘家，没来过第二次信；那位朋友外难顾内，一封信也没回过。从此，陆子潇只能写信到行政院去，书桌上两封信都是去信了。今日正是去信外交部的日子，子潇等待鸿渐看见了桌上的信封，忙把这信搁在抽屉里，说：“不相干。有一位朋友招我到外交部去，回他封信。”
子潇听话中有因，像黄泥里的竹笋，尖端微露，便想盘问到底。鸿渐不肯说，他愈起疑心，只恨不能采取特务机关的有效刑罚来逼取口供。鸿渐回房，又气又笑。自从唐小姐把买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趋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地微热。适才陆子潇的话倒仿佛一帖药，把心里的鬼胎打下一半。韩学愈撒他的谎，并非跟自己同谋，但有了他，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当然新添上一种不快意，可是这种不快意是透风的，见得天日的，不比买文凭的事像谋杀灭迹的尸首，对自己都要遮掩得一丝不露。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鸿渐忽然想，近来连撒谎都不会了。因此恍然大悟，撒谎往往是高兴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畅适，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谎话都讲不好的。
过一天，韩学愈特来拜访。通名之后，方鸿渐倒窘起来，同时快意地失望。理想中的韩学愈不知怎样的嚣张浮滑，不料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想陆子潇也许记错，孙小姐准是过信流言。木讷朴实是韩学愈的看家本领。现代人有两个流行的信仰。第一：女子无貌便是德，所以漂亮女人准比不上丑女人那样有思想，有品节；第二：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所以哑巴是天下最诚朴的人。也许上够了演讲和宣传的当，现代人矫枉过正，以为只有不说话的人开口准说真话，害得新官上任，训话时个个都说：“为政不在多言”，恨不能只指嘴、指心、指天，三个手势了事。韩学愈虽非哑巴，天生有点口吃。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他讲话少、慢、着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不轻易开口的人总使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正像密封牢锁的箱子，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
好几个拿了介绍信来见的人，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松年自己在欧洲一个小国里读过书，知道往往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可是在外国大刊物上发表作品，这非有真才实学不可。
鸿渐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辛楣因为韩学愈没请自己，独吃了一客又冷又硬的包饭，这吃到的饭在胃里作酸，这没吃到的饭在心里作酸，说：“国际贵宾回来了！饭吃得好呀？是中国菜还是西菜？洋太太招待得好不好？”
鸿渐真想把这些感慨跟一个能了解的人谈谈，孙小姐好像比赵辛楣能了解自己，至少她听自己的话很有兴味——不过，刚才说人跟人该避免接触，怎么又找女人呢！也许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像一群刺猬，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像——鸿渐想不出像什么，翻开笔记来准备明天的功课。
这些学生来上他的课，压根儿为了学分。依照学校章程，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化学、生物、论理四门之中，选修一门。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论理：这门功课最容易——“全是废话”——不但不必做实验，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选它；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他们瞧不起它，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论理学是“废话”，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只是个副教授”，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在他们心目中，鸿渐的地位比教党义的和教军事训练的高不了多少。不过教党义的和教军事训练的是政府机关派的，鸿渐的来头没有这些人大，“听说是赵辛楣的表弟，跟着他来的；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赵辛楣替他争来的副教授。”无怪鸿渐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讲当作一回事。
说笑了一回，辛楣临走道：“唉，我忘掉了最精彩的东西。部里颁布的‘导师规程草略’里有一条说：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

鸿渐惊骇得呆了。辛楣道：“你想，导师制变成这么一个东西。从前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听说方孝孺的先生都牵连杀掉的。将来还有人敢教书么？明天开会，我一定反对。”

“好家伙！我在德国听见的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利害，这算牛津剑桥的导师制么？”

“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想中国真利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赵辛楣实在看不入眼，对鸿渐说这次来是上当，下学年一定不干。鸿渐说：“你没来的时候，跟我讲什么教书是政治活动的开始，教学生是训练干部。现在怎么又灰心了？”辛楣否认他讲过那些话，经鸿渐力争以后，他说：“也许我说过的，可是我要训练的是人，不是训练些机器。并且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我没有教育经验，所以说那些话；现在我知道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我学了乖，当然见风转舵，这是我的进步。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假如说了一句话，就至死不变地照做，世界上没有解约、反悔、道歉、离婚许多事了。”鸿渐道：“怪不得贵老师高先生打电报聘我做教授，来了只给我个副教授。”辛楣道：“可是你别忘了，他当初只答应你三个钟点，现在加到你六个钟点。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譬如我跟某人同意一件事，甚而至于跟他订个契约，不管这契约上写的是十年二十年，我订约的动机总根据着我目前的希望、认识以及需要。不过，‘目前’是最靠不住的，假使这‘目前’已经落在背后了，条约上写明‘直到世界末日’都没有用，我们随时可以反悔。第一次欧战，那位德国首相叫什么名字？他说‘条约是废纸’，你总知道的。我有一个印象，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像戏院子的入场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鸿渐道：“可怕，可怕！你像个正人君子，很够朋友，想不到你这样的不道德。以后我对你的话要小心了。”辛楣听了这反面的赞美，头打着圈子道：“这就叫学问哪！我学政治，毕业考头等的。吓，他们政客玩的戏法，我全懂全会，我现在不干罢了。”说时的表情仿佛马基雅弗利的魂附在他身上。鸿渐笑道：“你别吹。你的政治，我看不过是理论罢。真叫你抹杀良心去干，你才不肯呢。你像外国人所说的狗，叫得凶恶，咬起人来并不利害。”辛楣向他张口露出两排整齐有力的牙齿，脸作凶恶之相。鸿渐忙把支香烟塞在他嘴里。
他先出宿舍到厕所去，宿舍楼上楼下都睡得静悄悄的，脚步就像践踏在这些睡人的梦上，钉铁跟的皮鞋太重，会踏碎几个脆薄的梦。
刘东方教鸿渐对坏卷子分数批得宽，对好卷子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恶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悭吝——用刘东方的话说：“一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别说一分分数！”——切不可锦上添花，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功课看得太容易——用刘东方的话说：“给穷人至少要一块钱，那就是一百分，可是给学生一百分，那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