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
当得知鸦片战争的消息时，部分日人深为忧虑。幕府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便表示：“战争虽发生于国外，但于我邦仍是一种示警。”然而德川官员并未接受荷兰人的劝告，无意为躲避战争而缔约通商，不过他们仍采取了一些新措施。1842年，幕府放宽了1825年的《异国船打拂令》，规定西方船只若因海难进入日本水域，当地官员可以提供燃料及食物，并保护他们平安回到海上。除此之外，幕府亦接受水户藩等改革者的建议。阿部正弘（1819—1857）在1845年出任首席老中后，便开始在幕府要地建立海防，他亦容许其他大名发展军备。

幕府对列强压力的响应并未能纾解困厄，反而削弱了其地位。因为当时日本政坛有些政治活跃分子正崭露头角，幕府的措施强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事实上，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他们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似应仍坚守原来的锁国政策，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当时较合理的选择，可以让幕府及诸大名有时间巩固防务。因此幕府对列强应至少做短期让步，不能死硬锁国，否则无法马上输入西方科技，作为国防之用。幕府是以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境，若采取强硬立场，则必须马上面对战争；但若要争取时间建立国防，则又显得懦弱怯战。

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日人所提的各种攘夷理论似是废话，极不理性。至少在亚洲，西方列强并非以征服为唯一目标，他们更看重商业利益，而非领土。但日本人的恐慌性忧虑亦非全无根据，西方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建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信念，凡所到之地，绝对不肯让步，在必要时候，亦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殖民政策。因此德川时代日本人的看法也有其道理，他们认为西方夷人所贩乃奇技淫巧，得之无所益，失之亦不足惜，故列强的到来的确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实际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日本都将面临新变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1858年7月，美国终于不费一枪一弹，与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其内容大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所订条约相仿。幕府官员了解到国内政敌会趁机大肆攻击，不过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选；若诉诸战争，不会有什么效果；若寄希望于新的谈判对手，要求也不会变得更宽容。

《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内容包括开放8个通商口岸，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放弃关税自主权，亦允许条约港口的治外法权。条约中硬性规定进出各条约口岸货物的通关税率，日本政府以后无权更改；外国国民若在日本触犯法律，会在领事法庭审判，审判法官是外国人，所用法律亦是外国法律，这通称为“治外法权”。幕府其后与其他西方国家订立相同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层面来看都可以说是国耻。如果要找些光明面，则只是美国同意日本的要求，不进行鸦片贸易，贩卖者会受法律制裁，而英国亦不反对此项约定。假使鸦片能自由进入日本，日本历史的进程也许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虽然如此，这些“不平等条约”仍置日本于半殖民地地位；从法律角度而言，日本在政治及经济上均成为外国政府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