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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对，站在故乡的田野上，感受着从遥远的地吹来的风，真是非常的心矿旷神怡。我们当年认为人生最舒服的几个时刻，其中一个就是锄完了地，站在地头上，拄着锄头，被凉风吹拂。刚经过了一个炎热的中午，在房子里面，即便是有空调的房间，也不如站在田野里，站在玉米地边上，感受着南风吹拂，这种凉爽，这种舒适，这种与土地息息相关的感受。
    我二十一岁才离开家乡到部队。当了兵以后，前三年依然是在一个村庄的边沿上。后来到了保定，尽管它的环境变为山区，但依然是跟土地密切相关的。总之，我跟土地的、跟农村的联系始终没有切断。一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他对土地的感情，他跟土地的联系，就像一棵树跟土壤的关系。
    我站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到它属于我，我好像就是个地主，我感觉到我是这里的主人。而站在大城市里，即便这个房子我买下来了，但依然感觉到我不是主人，我顶多买了其中一个单元，我的楼上是人家的，楼下也是人家的，我出门就要看到别人。但是站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我就像一棵树，站久了，我的脚下会生出根来，我会像一棵树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这种感受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多年来我一直注意保护的。
    什么时候切断了跟土地这样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我的创作也就到了尽头。之所以现在感觉还能写，就在于一站在土地上还是激动，尤其是站在故乡的士地上，当年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当年的记忆能够被激活，还是能产生想放声歌唱的冲动，发自内心的一种激情。
    张同道：你过去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在田野里劳动，所留下的那些记忆？
    莫言：个人对土地的感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为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一直到后来青年的时候，由于当时农村生活的贫瘠，由于当时农业技术的落后，产生了想逃离的强烈愿望，想到外面去闯荡，去感受更精彩的生活。那个时候，逃离家乡，是我们农村青年共同的愿望。我们想出去上学，想出去当兵，想出去当工人，即便当不了兵，上不了学，当不了工人，宁愿跑出去当盲流，也想离开这片土地到外边去看看。但是你离开之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一旦离开了故乡，马上就跟故乡产生一种千丝万缕的扯不断的感受。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站到我家责任田旁边，热泪盈眶。我千方百计想逃离的土地，现在一回来，依然还能让我那么微动。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故乡无论它是贫穷还是富饶，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你都是无法摆脱的，尤其是一个搞文学的人。只有发自内，心的，用最真诚的声音，最优美的文字，来款颂你脚下这片厚重的大地。
    张同道：这个感觉是真实的。
    莫言：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感受，大家都是这样的像后来很多知青，在他插队那个地方早就待够了，全都走了，谁也不愿意待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却又成群结队的，带着他们的下一代，重返当年自已插队那个地方。到了以后感觉特别亲切，特别自豪，这个窑洞是我住的，这是我们生产队的羊圈，这是我们生产队的记工房，那种骄傲感、自豪感油然而生。跟他们当初千方百计逃离这个地方那种心境完全不一样。这样一种情感上的变化，值得我们搞文学的人认真地研究：我们为什么离不开这个地方？
    我想，一个河北的作家，他站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感受的，站在他那个狼牙山下可能有感受。一个广东的作家，他站在我们的玉米田边也没有感觉，但是站在他的甘蔗林旁边就有感觉了。如果是长白山林区的作家，站在原始森林边上他会热泪盈眶，但是站在我们这个杨树林边上他也毫无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让他感动的地方有他的童年，有童年的记忆。故乡就是有他祖先坟墓的地方，有他世世代代血脉延续的地方。或者更广义地说，这个地方的文化培养了你，这个地方的文化就是这个地方的社会生活的总和。
    张同道：你说过一个概念叫“血地”。
    莫言：对，这是我硕士论文里面创造的一个概念，故乡就是血地。当然了，故乡在文学上来进也不是非常具体的封闭的这么一块地方，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因为一个作家的积累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写家乡，但是永远可以打着故乡的旗号来写作，可以把发生在天南海北的，甚至月球上的事情，都移植到你这个故乡里面，当作你家乡的事情来写。可以把天南海北所有的人当作你的乡亲来写，可以把许多陌生人当作你的亲人来写。当然，也可以把自己当作所有人来写，就是这么一种辩证关系。
我们站在这个出发点上，不忘根本的，敞开心怀，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和素养。
张同道：你写的《生死疲劳》，就是近半个世纪农民和土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