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中的欧洲和民族主义的的欧洲

理想中的欧洲和民族主义的的欧洲
苏联曾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作哲学理想和行政力量充满希望的组合，今天的“欧洲”也拥有某些同样的魅力。在它的推崇者以及西欧和中欧发达地区的许多政客与商人看来，“欧盟”是民族国家兴起前那个最后的伟大变革时代所流行的开明专制的最新继承人。“布鲁塞尔”所代表的高效和普世的行政理念摒弃了特殊主义，由理性考量和法治推动。欧共体的理性理念让它充满了魅力，特别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布鲁塞尔”能将自己从守旧习俗和鄙俗落后中解救出来，就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希望开明君主能将自己从反动议会手中解救出来一样。

不过，作为其最成功成员眼中新的磁极，欧洲的重新定位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欧洲”代表赢家，代表现有国家的富裕地区，那么谁来代表输家呢？对那些贫穷的“南方人”，那些语言、教育或文化上的弱势族群，那些被剥夺权利或者受到鄙视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没有生活在国界消失的黄金三角区，“布鲁塞尔”最多只是个抽象行政概念，甚至是政治恐惧和仇恨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留给这部分欧洲人的只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

保守的民族主义论调最有市场的是萧条地区，或者那些没有明显的地区意识，但总是可以煽动愤怒和恐惧的选民抵制外国人对工作和“生活方式”威胁（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地区。与此同时，西欧的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慢慢走向消亡。社会党与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作为国家的历史任务——国防——已经从外部得到了保障，因此现代欧洲国家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轮廓。对资源的管理在表面上取代了维持内部秩序和外部安全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多国机构手中（包括私人和公共的），效忠国家的传统似乎遭到了削弱。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眼中，“民族主义”似乎变得越来越过时，它所鼓吹的不合时宜的竞争显得可笑（有时也令人不安）。
这一切现在正发生着变化。正如对“增长”的迷恋在某些现代国家的内心留下了道德真空，欧洲理念的抽象和物质属性无法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无法维持民众的信任。对于那些在变革中落后的人来说，仅仅靠把统一作为目标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想象和忠诚，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福利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承诺。随着1989年之后记忆的回归，塑造了这些集体记忆并赋予其意义的民族实体也借机复兴。这个过程削弱了“没有过去的欧洲”，威胁到了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或德国的民族主义论调曾经因为与纳粹或贝当政府的记忆和语言（“工作、家庭和祖国”）关系密切而遭到排斥。但今天，除了在老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那里，这种自我审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被大多数人无视。过去二十年间，对欧洲的认同似乎正在取代与国家的联系，但作为“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却显示今天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994年，在德国、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多数或接近多数受访者表示，在短时间内唯一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