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学者李新宇在《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中曾总结说：“中国的文人作家很灵活，善于顺时应势，调整自己。这种灵活性可能与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有关，与中国文人长期以来需要看统治者的眼色吃饭有关。这种灵活性使20世纪中国作家暴露了很不光彩的一面：无操守，无恒心，容易摇摆而不能坚守，东风中西倒，西风中东歪，审时度势，总是为潮流所裹挟。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创造和发现，影响了文学和一切精神生产的质量。”因为如此，黎鸣曾有“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的论断，引发知识界和民间的一场大地震，年轻学人则归纳出了所谓“奴隶的法官情结”，并进而阐释道：“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主旋律是欺人与自欺，文人由社会的进步力量退化成帮凶和帮闲，他们左手拉着鲁四老爷、右手拉着假洋鬼子，亲亲热热如同一家人。”或者，这样堕落的场面连外国人也看不过去了，德国汉学家顾彬2006年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直言说：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不敢直面现实，缺乏自己的声音。及至2010年初，肖鹰在回应陈晓明的“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方法”以及所谓“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也尖锐地指出：“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但是，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即便是那些早期的严肃文学作家，也“纷纷转入了‘孤岛写作’，他们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他们的群体精神和人格“极度萎缩”，已经“从‘严肃写作的作家’变成了‘玩严肃的作家’”。而当下的文艺批评家们已经“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实现了所谓的“和谐组合”。可见，作为曾经的所谓“灵魂工程师”，作家群体不但光环早已不再，甚至早已成为批判的靶心和众矢之的，仿佛一夜间由“红砖”变成了臭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