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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样雄辩的口气，我们只能说，逻辑史或一般学术史的研究，固然需要宏阔的视野和系统而贯通的方法，但在进入个人史料和思想连贯的时候，还是需要慎重的运用那些基本可靠的文本资料，避免做过于宽泛的讨论，或得出过于绝对的结论。也许，一个兼顾资料和观点的天才，其富于创见的假设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可能像一把双刃剑，在观点上带有洞察力，而在史料上则难免独断论。最后，便是要区分一个人的基本的作品资料，作为研究的本体，和那些可以用作援助的辅助性的资料；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就会出现问题，陷人困境。以下转入文本翻译本身的研究，那将是另一番思想和语言的天地。
这里对胡适的这委婉批评还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