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使节团与世界

使团的目的与《美欧回览实记》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即明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是幕末以来日本和各国签订条约之后，开启条约修订谈判的期限。因此，使团此次的目的在于：第一，访问各条约缔结国，向元首捧呈天皇国书，以彰显新政府之礼节。第二，进行条约修订的预备谈判。第三，调查和研究外国科学、艺术、制度、法律等，以及探讨今后日本想要建立的近代国家制度。
征韩论问题与非征韩派
江户时期的日本，曾对朝鲜文化与学问充满敬畏，但不可否认，植根于建国神话和各种传说的日本同时对朝鲜也抱有一种优越感。尤其幕末之后，这种优越感在国学者们的煽动下愈发高涨，“征韩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此外，随着外部压力一步步变为现实，有人提出了东亚联合论（“合纵连横论”），主张同样位于东亚、拥有相同风土和历史的日本、朝鲜、中国，要联合起来、众志成城，共同对抗欧美列强。这与征韩论实际上是表里一体的关系。

既然如此，他们当初又为何反对征韩呢？因为见识到大世面的使团派强烈意识到，国内的整顿才是燃眉之急，即“内治优先”。然而，在使团外出期间，国内政治的主导权渐渐落入肥前、土佐派手中。除去西乡（萨）、板垣（土）、大隈重信（肥）等人，江藤（肥）、大木乔任（肥）、后藤（土）亦成为参议，肥前、土佐派一跃成为多数派。其中，江藤手握司法权，陆续揭发了长州系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的贪腐案件（山城屋和助事件、尾去泽铜山事件等）。倘若此时使团派赞成征韩论，不光是内政，就连外交上的主动权也将落入留守政府手中。要知道，在使团出发前，留守政府曾承诺十二条原则，保证不变更人事，不实施新政策，如今却出尔反尔，信誉全无。

事实上，士族叛乱，是政府内部的征韩派与维新官僚对立的进一步延伸。它反映了政治路线的对立，即是在保存士族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还是在废除士族的前提下建立与外国对峙的近代国家，而这又与对国际形势认知的差异、采取何种国内政策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大久保政权才集结征兵制中获得的新军力和警察，对过去的盟友施以最冷酷无情的打击。
明治六年十月政变与大久保政权 
十月十日之后，以肥前、土佐为中心的留守政府派（征韩派）和以萨长为中心的使团派（比起反征韩派，将其称为非征韩派更为妥当）之间，展开了为期两周的激烈角逐，最终征韩派败阵，西乡、板垣、江藤等参议悉数下野。这一发生于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让国内政局乾坤扭转，征韩派中的大隈与大木则投靠萨长，实现留任。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七月，刚刚归国的木户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宪法制定建言书》（由长州出身的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期间起草），该宪法是以普鲁士宪法为模板的“同治宪法”。所谓“同治”即“君民同治”，“同治宪法”即君主和人民协议下的君主立宪制宪法。
后进国日本对近代天皇制的探索
在认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前提下，对后进国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做出探索。因此，基于彼时日本民智未开的国情，木户认为应依靠天皇的“英明决断”，建立“独裁宪法”（这里的独裁指宪法建立手续的独裁），使其成为他日“同治宪法之根种”，“人民幸福之基石”。而大久保亦提出，应在民主与专制政体间寻求折中，由此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独立不羁之权”。

不论是木户还是大久保，虽嘴上说“君民同治”“君民共治”，实际则支持天皇集权制。借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是“渐进主义的立宪政治论”，所谓“定君权而限民权”。因此对于后来民选议院的设立问题，木户和大久保都声称为时尚早，主张设置官选议会，以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