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 4 Topophobia

       袴谷宪昭认为，佛教就是批判，佛教的智慧即确定性和规范性的智慧。缺乏批判性的佛教被其叫做场所佛教（Topical Buddhism）。
        Hubbard认为，场所佛教是具实体性、一元论（场所topos）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以不可言说为信条的认识论、自明的经验方式与强制包容主义融合的学说，场所指净心（citta-visuddhi，citta-prakrti）。场所佛教内在结构让场所方法（发现“discovery”）先于批判和语言。袴谷将笛卡尔的批判论和维柯（Vico）的场所论作为两种冲突的认识论模式而对立起来，旨在批判后者与后者影射的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维柯的场所论则有以下特点：对真理讨论不关心，使用关切现实的辩证法，不关注本体论问题，关注认识的基础（less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of an ontological ground of things than with epistemic foundations）。袴谷认为，这与佛陀主张相悖。但中村雄二郎却指出场所优先的方法论与作为存在本体论基础的场所论结构一致，削弱了批判的可能。
       Hubbard认为，袴谷将批判哲学与场所哲学的结构对比，意在指出场所方法拒绝并吸收了批判方法于己身——尽管包容主义和彻底否定等场所方法是一种典型的佛教内部学说融合方式，但袴谷认为这对真理的合法性与佛陀的教诲（批判精神）相违背。
       袴谷将道家的道作为范例分析场所哲学并给出批判。道具有不可言说、缺乏外在关系和绝对的认识论的特点，以“混沌（chaos）”的包容主义来回应对其的批判。袴谷意在指出一种现象：本土化思想力图用场所的本土化观念去排斥语言（逻辑）。佛教应在反对这个潮流、回到原点。
       京都学派的本觉思想也是如此：追求本土化、推崇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袴谷认为，场所哲学主张的包容主义在哲学特性和道德上都不完善，具体来说是：否认实际历史差异的现实、否定了对社会批评的需要；对终极知识的自我验证，提供威权主义的知识形式；无法提供利他主义的理论基础，均有悖于佛教精神。
        对此，Hubbard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评判袴谷的论说：1.真佛教的判断与标准；2.场所论与批判之间的矛盾与张力；3.场所佛教的有害影响。在Hubbard看来，袴谷的仍需建设他的批判学说，真佛教的概念需要在客观中立与接受反批判之中不断被追求；同时袴谷有目的地曲解笛卡尔和维柯的学说，并把它们作为两种模型对立而套用在自己的批判中，将场所论与批判的不同作以夸张表述；因此日本的社会问题也不全怪于场所佛教。Hubbard点出，批判关切的是区分事物的有效性，这既是批判佛教徒也是学者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