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守不住的“农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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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农民启蒙”理想只能说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一个异端或畸形产物，因为他更注重的是时一地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思想的根本解决。或者说赵树理的启蒙功利性已经制约、阻碍和偏离了“五四”启蒙，而在更大程度上与革命功利主义相接近。当然，在现代中国，启蒙的天折与畸形不是赵树理个人的问题，考察1930、1940年代启蒙分化的结果，可以发现，包括陈独秀、鲁迅、茅盾、胡风、丁玲等“五四”人都没能逃脱这个命运。赵树理从事文学创作实际就是要发挥指导生产和生活的“工具书”意义，而他所秉持的文艺通俗化理论，也不过是为了使这个“工具书”如何发挥更普遍作用的理论资源。这是赵树理思想的狭隘和短视的一种表现，然而他乐此不疲。

    1。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维系
    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赵树理的个性中就存在相对固执的一面。如有研究者所述的那样：“凡是他所崇拜或信奉的，他就用全力去维护，要使他改变信仰，必须下很大的功夫，真正使他心服口服，一旦他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他又会把十二分的忠诚献给新的偶像，而同过去一刀两断。””正是因为这样，当他逐渐形成文艺通俗化理论，并自认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谋而合”，又得到周扬的赞誉后，他对自己的理论就再也没有怀疑过。而且，周扬等主流意识当时虽然已经在有意弱化“赵树理方向”，但是毕竞没有公开宣布过，赵树理在名义上仍是“方向性”作家，特别是他的通俗化语言的文艺形式自始自终都是得到承认的。因此，他也就俨然以“正宗”和“主流”自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