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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我和客我【自我的发展】
		○ 因此，米德提出，一个人的意识，及其意图、欲望等，实在社会关系、一种或多种特定语言以及一套文化规范的情境中形成的。自出生起，婴儿就开始通过手势感知沟通，这种手势就像是符号，建构“一种话语体系”。久而久之，他们学会模仿并输入这些行动、姿势，以及最终环绕在他们周围的语言，从而他们能形成自己的反应，并进一步从他人那里吸收姿势和语言。
		○ “客我”遵循惯习原则，而“主我”能对此反思，并做出有意识地选择。通过反思我们的行动，它使得我们与他人以及与以前的自我区分开来。
	• 现代性的挑战是无幻想地生活和无法摆脱幻想地生活【文化霸权】
		○ 「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控制经济基础，同时创造了统治工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关系」➡️「葛兰西指出，阶级统治同样也发生在文化领域：工人阶级受制于统治阶级创造的意识形态幻象」➡️「这些幻象必须被揭穿、被抵制，不计代价」➡️「现代性的挑战是无幻象地生活和无法摆脱幻象地生活」
	• 文明化的过程持续地“向前”推进【文明的进程】
		○ 结合历史、社会学以及心理分析，埃利亚斯总结到：西方社会认为它们优于其他社会之处可以概括为“文明”这一概念。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并且能够用来指代国家中的各种事实：从一般层面，诸如生活方式、价值观、习俗和宗教，到个体层面，诸如身体卫生状况、准备食物的方式等。在任何情况下，“它的”版本是其他社会被批判的标准。
	• 大众文化强化了政治压制【文化工业】
		○ 「文化在指向社会“规范”之外的可能生活方式上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颠覆性的艺术形式都被纳入日常生活，为媒体所用」➡️「通过吸收媒体的信息，人们吸收并采纳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他们意识到，越线似乎是精神失常的。」➡️「反抗的可能性被有效地瓦解了：大众文化强化了政治压制。」
		○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工人阶级：原先被认为是变革行动者的工人已经接受了当权派的观念和理想。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阶级或群体，成为鼓励个体性的系统中的“个人”。这似乎是一条通往成功之路，但是工人放弃了他们的群体，也就丧失了所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历史与阶级意识》）
		○ “文化中心正变成购物中心的一个附属部分。”——赫伯特·马尔库塞
		○ 马尔库塞指出，艺术已经失去了其激发反抗的能力，因为它现在是大众媒体的一部分。关于叛逆主角的书籍不再能煽动大众起来革命，而变成个人自我提升计划的必读“现代经典”系列。……文化已经被剥去其所有的力量而不再是危险的“他者”。马尔库塞认为，即便是关于异化的伟大作品，也已经变成了商品用于出售、慰藉或刺激——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
		○ 文化和现实的挤压反应在阶级结构的明显拉平/平整体中。如果所有艺术形式和大众文化都是同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同，那么来自各个社会阶级的人们将无可避免地开始做同样的事情。……这一结果使阶级不再处于冲突中。社会控制已经被内化，马尔库塞指出，我们已经被催眠到一种极端从众的状态，没有人会造反。一个人的内心不再有一块灵魂或精神的崇高境地，因为所有一切已经能或者能够被转化成操作性术语、问题和解决办法。我们已经丧失了一种内在真实感和实际需要，也不再能够批判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找不到一种置身事外又看起来没有丧失理智的办法。
	• 未来的威胁在于人可能会变成机器人【自我异化】
		○ 弗洛姆将这种异化感归因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同时相信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适合与其所有公民的“社会性格”。在工业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扩张，国家鼓励个人的竞争性、剥削性、威权性、攻击性以及个人主义。而相反在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将个人改造成合作的消费者，拥有标准化的品味，能够被民意和市场中的匿名权威所操控。技术使得工作变得越来越常规化和无趣。弗洛姆指出，除非人能“走出困住他们的陈规陋习”、重拾人性，否则他们将在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的生活中发疯。
	• 文化是通俗的【感觉结构】
		○ 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存在于“我们行为的最微妙、最不可触摸的部分中“这一概念带来一种结合：那种有形的、组织良好的研究主题（结构）与那种晦涩的、以至于无法传递出复杂的生活经验（感觉）的结合。威廉斯对于生活经验的强调将社会学研究引向整个通俗文化系列，它们以前被看作是无意义的。
	• 污名指的是一种非常丢脸的印记【污名】
		○ 「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被认为是“正常”的角色和身份」➡️「我们在公共场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是由社会来定义的」➡️「但是当摆脱公共监督时，我们私下的自我-认同关乎的是我们到底是谁，那个核心的/本质的自我」➡️「当我们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自我存在不符时，当我们的角色认同扮演难以令人信服时，我们更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当这种负面标签多次重复后，产生了污名」
		○ 符号互动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个体自身首先是一个社会实体，即使我们个体自身中看起来最特质的方面，都不是我们自己特定心理的产物，而是社会性决定的，依文化和历史而定。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希望自己是谁，以及更重要的，我们能够成为谁，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与我们交往的人口类型以及我们生活的制度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的调节。
		○ 污名的三种重要特征：第一，污名不是某种特定个体、属性或行为方式所与生俱来的，尽管某些行为受到普遍谴责。第二，污名是在个体或群体间的互动和交换中产生的一种消极分类，把他人归类为那种不受社会欢迎的属性或行为的拥有者。第三，污名化的“过程性”：意味着被污名化，或者更确切的说，形成污名化的身份是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社会中介过程。
	•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里【拟像】
		○ 「现代世界中有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吸收，并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媒体把事情简化了，决定那些“成为真实”；某些影响和故事的重复引导我们相信它们是“真实”的」➡️「物理世界中的物体和事件——以一种未解释的、未被包装的形式——再也触不可及了」➡️「所有的复杂性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里」
		○ 鲍德里亚对这个影响和景象的奇异世界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很明显，真实事物或仿制品变得完全没有必要。影像——原本是从某种真实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现在可以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它完全不需要与物质世界相联系或反映什么。他称这种影像为“拟像”。鲍德里亚宣称，只要影像或影像组可以再产生，他就能创造真实。真实是“可以被再造的”。
	• 现代认同正在去中心化【文化认同】
		○ 霍尔定义了“认同”的三种现代含义：启蒙“自我”，社会学“自我”以及后现代“自我”。
		○ 另一方面，霍尔指出，“后现代自我”没有稳定的内核，它无法固定，相反，总是随着其在社会中的表述和呈现方式而不断地形成和转变。这是一种变化中的自我，是历史地定义的，而非生物性地决定的。它包含指向不同方向的冲突性认同，知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建构自我的叙事（我们的“生活故事”），它才看起来连续而稳定。
	• 所有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民族主义】
		○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除了以拉丁语写作的书籍外，出版社也出版那些最广为传播的本土语言写作的书籍，以迎合大众」➡️「这使得语言更稳定，有利于基于人们所说的语言而定义其群体」➡️「这种通过共同语言的联合促进了共同思想和价值的传播，以及民族归属感的增长」➡️「在那个教会统治开始衰落的时代，“民族”的概念给予大众一种可以相信的事物，一个可以为之献身的理由」
	• 在全世界，文化正坚定地将自己推向舞台中心【文化社会学】
		○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文化看作次要的」➡️「物质因素——例如经济财富和社会阶级——被看作是更有影响力的」➡️「亚历山大强调文化在决定社会生活方面的角色」➡️「没有文化，沟通、活动或者人类互动都无法理解」➡️「在社会学中，文化正坚定地将自己推向舞台中心」
对于亚历山大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有缺陷：马克思的解释过度简约化，他认为文化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韦伯的解释过于理性，他没能认识到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方面——特别是情感和价值对于个人，甚至是整个国家，对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回应方式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