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现代性的性质与特点

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性。”
世界总是需要权威的，消除了宗教教会的权威，用理性来取代神的意志，用人来取代神。
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活动获得独立性。

 格里芬曾经把现代性看作是这么三种分离的过程，其特征就是世俗化。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二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三是经济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第一个分离的结果是，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等挣脱了教会的控制。第二个分离的结果是经济被看作是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它应当享有自己的自主权，如同黑格尔也认为的那样，政府不应干预市场。这两个分离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分离。第三个分离则属于观念意识的世俗化，即用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社会被看作应当服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种功利主义经济观注重收人、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黑格尔为事物建立了一个理性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这一标准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韦伯那里，“合理性”成为衡量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进步性的标准，“理性化”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在韦伯的这种分析中，表现为一个全面理性化的过程，而理性化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经济行为方面，这种理性化表现为精确计算投资与收益之比的“簿记方法”；在政治行为方面，表现为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化、制度化；在法律行为方面，表现为司法过程的程序化；在文化行为方面，表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即世俗化过程。
“形式”方面的行为合理性，造成了“工具合理性”，即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它所应有的道德价值考虑。然而社会本应以“公正”、“善”等价值为指归，因此现代社会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方面发生了分裂，这不仅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所蕴含的“工具理性”成为纯粹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且意味着形式合理性已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西方的现代性由此蕴含着一个内在的冲突。
康德：
“人是目的”，永远也不能被作为手段。人格的价值与尊严，在于它在道德上是自律的，即自己为所要遵守的道德立法，并服从自己所颁布、确立的这些道德法则；而不是他律的，即被外在的感性欲望所左右。更进一步说，道德之所以能够是自律的，是由于作为道德的主体，人具有自由意志。自由，是自我决定的，自己是自身行为的原因，可以不受其他条件的左右。
“先验的自由”，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为自然立法，也为道德立法。
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与批判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反思“现代”的时代意识与精神。
尽管康德与黑格尔这两种哲学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同属主体性哲学的范畴，都是通过对人、对其理性与自由的本性的理解，来达到对现代性的建构一—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人为自然与道德立法，在黑格尔那里，则表现为把握了现代社会的“绝对知识”或“绝对精神”在道德伦理、社会国家等领域实现其自身的过程。既然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建立在理性的主体性哲学上，因此一旦这种主体性哲学被否定，整个现代性的立论基础就会被摧毁，现代性的话语也将被改写乃至为后现代所取代。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否定，首先否定的就是这种主体性哲学，否定其有关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