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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三說端端
不過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長輩也有一些難處，因為一，據說有些非重點學校校風不好，擔心孩子染上不良習慣（「文革」以來這樣的事的確常見，我也不能閉上眼睛矢口否認。倘使沒有人來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風也難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條件來說，似乎連小抓都有困難。大家都明白要辦好學校必須有一批好的老師。平日不培養，到了需要時哪裡去找？）。二，孩子進非重點學校唸書，讓做父母的感到丟臉，雖然沒有人逼著寫「教子無方」的檢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費多少功夫總覺得慚愧。三，重點學校很合喜歡把人分為等級的社會的口味，分好等級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辦好少數重點學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點人的死活。他們可能是這樣錯誤地理解辦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見孩子的考分低進不了重點學校，就以為前途一片黑暗、萬事大吉了。
這是我在設身處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這樣關心她，因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點我都有，我也是一個「頭腦遲鈍」、「竅開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點的中學裡受填鴨式的教育吧。幸運的是我做孩子的時候並沒有那麼多的作業，那麼多的功課，我還有時間開動自己腦筋胡思亂想。不要輕視胡思亂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總是順著思路緩緩前進，只有多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認真的探索和追求。為了這個，就需要用「開導」、「啟發」的方法教會孩子們經常開動腦筋獨立思考，順著思路自己解決問題，逐漸做到舉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學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開動腦筋嗎？
大家都知道教育（首先是兒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卻沒有人站出來說：「教育，甚至兒童教育也決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吞下去、牢記住！」因為有這種想法的人確實很多。我年輕時候也是這樣主張：要是大家都聽一個人的話，照一個人的意見辦事，那麼一切都簡單化了；全國人民只有一個思想，一個主張，做起事來豈不是十分方便？其實這種想法並不聰明，全國人民要是只靠一個人動腦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抵得上一個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開動腦筋，為什麼還要把學校辦成培養「填鴨」的場所？
在一般情況下學生總是尊敬老師的。但是在「文革」時期我卻見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學生們把老師當做仇敵。在那些日子裡學生毆打老師，批鬥老師，侮辱老師，讓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慘死在紅衛兵的拳打腳踢之下。我還記得那些十四五歲的男女學生強佔房子、設司令部、抄家打人搶東西的情景，我也沒有忘記一個初中學生拿著銅頭皮帶在作協分會後院裡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學生嗎？我們還會再有這樣的孩子嗎？
關於端端，我不想再寫什麼了。倘使三年後我還能執筆，我倒想寫寫她升入高中的事。這次動筆寫《三說》的時候，我絕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紅司令，可是疑問自己出現了：填鴨式的教育怎麼會產生那些曇花一現的小小紅司令？
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一四九、老化
去年年底我給一位香港朋友寫信，信裡有這樣兩段話：
「你們送了一份畫報給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讀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寫出自己的意見，可是筆不聽我的手指揮，手又不聽我的腦筋指揮，始終寫不成一篇文章。現在還是靠藥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靜養一個時期，然後仔細思考，從容執筆，比較清楚地講出我的意見。有許多問題的確值得我們認真地想一想，譬如談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認為『五四』的『害處』是『全面打倒歷史傳統、徹底否定中國文化』。【註】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點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徹底否定』（我們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後來做了官，忘了革命。當時胡適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就是一個喜歡玩女人、鬧小旦、寫艷體詩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殘餘現在到處皆是。這些殘餘正是今天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文革』之所以做出這許多令人震驚的事情』（那位作者這樣說），正是從封建社會學來的，作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體會。
「我們的確有歷史悠久的燦爛的文化，我們的祖先確實做過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決不能靠祖宗的遺產過日子。中國文學要如那位作者所說『在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還得靠我們作家的努力，掛起幾代祖傳的老店招牌有什麼用？」
【註】見《良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
半年過去了，我的健康情況不見好轉，仍然無法寫較長的爭鳴文章，那麼我就談點感想吧。本來嘛，我並不想說服別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顧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讓人知道我是怎樣走過來的，因為每當我回過頭去，腳印十分清楚，腳跡裡還有火星，即使在黑夜裡，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條漫長的路，到了葉落歸根的時候，我的一切都會覆蓋在根上，化做泥土。我生下來是中國人，將來我死去仍然是中國人，我寫作就因為我是中國人，從沒有離開過我的「根」，要是沒有根，我就沒有自己的思想，我寫文章給誰看？誰理解我的感情？我說我是「五四」的兒子，我是「五四」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誰也不能否認我是在祖國的土地上成長的。「五四」使我睜開了眼睛，使我有條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氣一步一步離開我的老家，離開那個我稱為「專制的黑暗王國」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離開那個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夠活下去，能夠走出一條路，正因為我「拋棄」了中國文化，「拋棄」了歷史傳統。那篇文章的作者說有人「對於五四運動打倒中國文化、摧毀和拋棄中國文化，民族文化的『根』從此被切斷，認為是對中華民族有害無益的事情」。我在這裡只用了「拋棄」二字，我覺得已經夠大膽了。我們那一代人當時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長輩的壓迫跟前低頭，再高一點也就是做自己命運的主人，頂高也不過是希望一覺醒來就見到自由、平等的新社會。我和年紀差不多的同學或同志們在一起暢談未來、暢談革命時，大家的思想更活躍些。可是似乎沒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毀中國文化」，更沒有人動手「切斷民族文化的根」。當時我們到處尋找的、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救國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起來爭取生存，爭取獨立，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爭取進步，首先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割據。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唸書，四書五經背得爛熟，每年農曆七月「至聖先師」孔子的生日我們還要磕頭行禮。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種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後的事物，三綱五常，「三寸金蓮」，男尊女卑，包辦婚姻，家長專制，年輕人看長輩的臉色過日子……在我的眼裡祖父是一個專制暴君。在我們的家裡一些人荒淫無恥，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還記得我大哥含著淚向我訴苦，我發誓決不走他那樣的路。他盼望我「讀書做官，揚名顯親」，我卻賣文為生，靠讀者養活。我說過我控訴腐敗的封建社會制度，可是今天連封建文化的垃圾也還不曾給人打掃乾淨。我說過生活的激流永遠奔騰，我要摧毀封建家庭的堡壘。我後來發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實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氣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親死去就設法花掉那些他認為自己有權分到的財產。我不但來不及對這個專制王國進行任何打擊，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遺體面前，所以有人說這是小說《家》中的「敗筆」。請原諒，那時我不過是十五歲的孩子。縱然大言不慚，我也不敢說我那一代人一開始就有「打倒」和「摧毀」中國文化傳統的雄心壯志。至於我個人的經歷呢，我也只是撕毀過半本帶插圖的《烈女傳》，我當時說它是充滿血腥味的可怕的書。但要是平心靜氣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說今天就沒有人把《烈女傳》看做女人的榜樣。明明還有人把女人當做私產，談戀愛不成功，就刀砍斧劈。連許多封建的糟粕都給保留了下來，居然還有人吵吵嚷嚷到處尋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認為「五四」運動「全面打倒歷史傳統、徹底否定中國文化」，使「我們數千年來屹立於世的主要支柱」從此失去，「整個民族……似乎再無立足之處。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喪失了準則。」
固然關於「科學」我們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績不夠理想，而在有些地區愚昧無知和封建迷信的現象甚至相當普遍；至於「民主」，我們的祖先並沒有留下什麼遺產，儘管我們叫嚷了幾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憶尋根，順籐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挨打、叩頭、謝恩」的場面，此外就是說不完的空話。我們找不到民主的傳統，因為我們就不曾有過這個傳統。「五四」的願望到今天並不曾完全實現，「五四」的目標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達到。但這決不是「五四」的錯。想不到今天我們中間還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幾千年的垃圾當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樓台、寶塔。他們四處尋根，還想用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準則「行事、做人」。
一五○、懷念胡風
從我認識胡風到「三批材料」發表的時候大約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間我們見過不少次，也談過不少話。反胡風運動期間我仔細回想過從前的事情，很奇怪，我們很少談到文藝問題。我很少讀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讀我的作品。其實在我這也是常事，我極少同什麼人正經地談過文藝，對文學我不曾作過任何研究，也沒有獨特的見解。所以我至今還認為自己並不是文學家。我寫文章只是說自己想說的話；我編輯叢書只是把可讀的書介紹給讀者。我生活在這個社會，應當為它服務，我照我的想法為它工作，從來不管理論家講了些什麼，正因為這樣我才有時間寫出幾百萬字的作品，編印那許多叢書。但是我得承認我做工作不像胡風那樣嚴肅、認真。我也沒有能力把許多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我欽佩他，不過我並不想向他學習。除了寫書，我更喜歡譯書，至於編書，只是因為別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風，他把培養人材當做自己的責任。他自己說是「愛才」，我看他更喜歡接近主張和趣味相同的人。不過這也是尋常的事。但連他也沒有想到建國後會有反胡風運動，他那「一片愛才之心」倒成為「反革命」的罪名。老實說這個運動對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我一向認為他是進步的作家，至少比我進步。靳以跟他接觸的機會多一些，他們見面愛開玩笑，靳以也很少讀胡風的文章，但靳以認為胡風比較接近黨，那是在重慶的時候。以後文協在上海創刊《中國作家》雜誌，他們兩個都是編委。
不久，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我剛到朝鮮，不便回國參加，就請了假。五個月後我才回國。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風一起出席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兩個都是四川省選出的代表，常在一處開會，見面時覺得親切，但始終交談不多。我雖然學習過一些文件，報刊上有不少關於文藝的文章，我也經常聽到有關文藝方針、政策的報告，但我還是一竅不通。我很想認真學習，改造自己，丟掉舊的，裝進新的，讓自己的機器盡快地開動起來，寫出一點東西。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會，但又動腦筋躲開一些會，結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時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第二篇就是《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做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只好推行這種歪理。
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不管怎樣，我只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借口：「天王聖明」。當時我的確還背著個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爭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爭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別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工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顛倒的一切又給顛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關於他我知道的並不多，理解也並不深。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只寫三五十個字。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文匯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也找來讀了。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認識他，只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我當初評《窪地戰役》並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我不知道他的近況，只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失誤？雖然不見有人出來承認對什麼「錯誤應當負責」，但我向著井口投擲石塊就沒有自己的一份責任？歷史不能讓人隨意編造，沉默妨礙不了真話的流傳，潑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為了那些「違心之論」我決不能寬恕自己。
附錄：核時代的文學——我們為什麼寫作？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通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為什麼寫作？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儘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情況。我們寫作，只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在東京訪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們交談了彼此的一些情況，他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醫，醫生說他活著的日子不多。他不願空手離開人世，還想做一件對人有益的事情，他決定把一生見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給後人，便拿起筆寫了小說。沒有想到醫生診斷錯誤，他作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懇切的談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個人的經歷。最初拿起筆寫小說，我只是一個剛到巴黎的中國學生，我想念祖國，想念親友，為了讓心上的火噴出來，我求助於紙筆。我住在一家小旅館五層樓上充滿煤氣味的房間裡，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急急地動著筆。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絕望一齊來到我的筆端。寫完了小說，心裡的火漸漸熄滅，我得到了短時期的安寧。小說發表後得到讀者的承認，從此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終不曾放下這枝筆。我寫作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貢獻，對讀者盡一個同胞的責任。我從未中斷同讀者的聯繫，一直把讀者的期望看成對我的鞭策。我常說，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在他們步履艱難的時候能夠做一根枴杖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我就十分滿意了。我還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少女的故事。列寧格勒被納粹長期包圍，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沒有電，沒有蠟燭，她在黑暗中回憶自己讀過的小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學作品的確經常給讀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醜的。」
《無題集》後記
《隨想錄》第五集三十篇寫成，我給這個集子起了一個名字：《無題》。三十篇「隨想」篇篇有題目，收在一起我卻稱它們「無題」。其實我只是借用這個名字說明：絕非照題作文，我常常寫好文章才加上題目，它們不過是文章的註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隨想錄》發表時，並沒有小標題。那還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經過了八年了。當初預定五年寫成的書，到今天才勉強完成，更沒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們認為我的生命力很強，經受十年的折磨後還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許多事。的確還有許多事留給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麼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種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著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養病的一年。這些情況在前一個集子（《病中集》）裡我已經講過了。當時的困難比我在書中寫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卻又樂觀起來（只要「文革」不再來，我什麼都不怕！）。朋友們勸我少寫或者不寫，這是他們對我的關心。的確我寫字十分吃力，連一枝圓珠筆也幾乎移動（的確是移動）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著筆動，我坐在書桌前乾著急，慢慢將筆往前後移，有時紙上不出現字跡，便用力重寫，這樣終於寫出一張一張的稿子，有時一天還寫不上兩百字，就感覺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寫以上這些話無非說明我的「隨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湊起來的。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並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話，也有一肚子的火，還有在油鍋裡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我在「隨想」中常常提到欠債，因為我把這五本《隨想錄》當做我這一生的收支總賬，翻看它們，我不會忘記我應當償還的大小債務。能夠主動還債，總比讓別人上法庭控告、逼著償還好。
我的回答是：過去即使我習慣於跟著別人走，但做一個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輩子人云亦云，我總得講幾句自己的話，何況我就只有這麼一點點時間，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篇幅。大家高談闊論有什麼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來？我勸過朋友，要把心交給讀者；我責問自己：究竟講過多少真話？！我應當愛惜手邊的稿紙和圓珠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浪費的了。讀者也不想多聽老人的嘮叨，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一個盜名欺世的騙子。
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這是最後的一次了。為著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裡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們的判斷。同這五本小書一起，我把我的愛和祝福獻給你們。
致树基（代跋）
《随想录》终于收在全集里面问世了。大家为它操了几年的心，有人担心它被人暗算，半路夭折。有人想方设法不让它“长命百岁”。我给它算了命：五年。但一百五十篇“随想”却消耗了我八年的时光。我总算讲出了心里的话。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处处时时都有人堵我的嘴，拉我的手。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天真了。既然斗争，我就得准备斗一下，也得讲点斗争的艺术。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们去训这个，骂那个吧。我必须讲道理、分清是非，抓紧这一段时间完成我的五卷书。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五卷书联在一起才有力量。我只有用道理说服人。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
    的确有好几次我动了感情，决定搁笔，撤销专栏，像《鹰之歌》的鹰那样爬上悬崖滚下海去。幸而我控制了自己，继续写作，连载不曾中断，终于完成了五卷书，我现在不再害怕，可以说我是武装起来了。
我回想起二十四年前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赤手空拳，一件武器也没有。每次别人一念“勒令”，我就得举手投降。有件事今天觉得古怪，可笑，当时却觉得可怕，不理解。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说自己有罪或者别人有罪，在这之前我从未想到或者听到这个罪字。它明明是别人给我装上去的东西。分明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早己习惯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了。我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罪，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想保护自己只是根据一点经验（大老爷审案我太熟悉了），其实我连保护自己的武器也没有，人家打过来，我甚至无法招架，更谈不上还手。在牛棚里我挨斗挨批，受折磨受侮辱，结结巴巴，十分狼狈。不知怎样我竟然变成给人玩弄的小丑，在长夜不眠，痛苦难堪的时候我才决定解剖自己，分清是非，通过受苦，净化心灵。
    就这样我发表了我的专栏：《随想录》，但这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事情，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己有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我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是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思路。我想我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
    我写得痛快。有话就说，无话沉默。一篇接一篇，为了编成集子，我把它们积起来，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我就看出我是在给自己铸造武器。这发现对我的确是受苦受罪之后的“深刻的教育”。从此我有了自己使用的武器库。
    这样，我可以放胆地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