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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敌对从根本上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详细审视的这半个世纪当中，德国已经不再是“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并且源于下述进一步的事实：德国的发展逐渐开始对所感知到的“英国利益”产生威胁；这些经济变化令那些对“拯救帝国”已然忧心忡忡的英国决策者更加感到不安……
为何英德两国会彼此敌对？
英国人民和德国人民此前从未兵戎相见，而且他们的政治合作传统因王朝、文化、宗教和经济纽带得到强化，但为何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渐行渐远，并且在1914年走向战争呢？这是在本书引言部分的第一句话中就开门见山地提出的问题，并且在随后的行文中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设法给出解释。由于该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加之也不是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展开论述，因此就变得更加复杂；此外，由于本研究所考察的时间段跨越了五十五年，因此完全有必要将作者所观察到的结论加以提炼。 
毫无疑问，经济原因影响最为深刻。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两国间直接的商业竞争有那么重要；正如前文所展示的，甚至在1914年还有很多条经济纽带将两国紧密相连，尽管从俾斯麦时代开始，随着德国竞争力的稳步提升，英德间的贸易对抗得到显著加强。然而，研究英德关系整体变化的历史学家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虽然在这段时期之初英国的钢产量是德国的两倍，但到了时代尾声却降到不足德国的一半。当然，以钢产量作为标准过于片面，纵然在一个无畏舰、野战炮和机车的时代，这一标准并非毫无道理；真正值得一问的是，在这一段时期之前和之后，是否还有两个相邻国家的相对生产力，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相对国力，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经历了像英德之间发生的这种惊人变化？当韦尔比勋爵（生于1832年） 1914年6月向英国皇家统计学会说出如下一番话时， 他完全有资格宣称自己是在为他那一代人代言
他们所记得的（19世纪）五十年代的德意志是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所谓的霸权领导着，这两国也相互勾心斗角。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德意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作为一个大国，还是作为一个民族，都实在不值一提。他请求他们将此与……德国工业中的几乎每一个分支都取得的惊人进步进行比较。他们必定会发现，俾斯麦为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增添了一支伟大而崭新的工业力量。 
问题在于，这种相对经济力量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商人和银行家们所关心的范围。要不是有着如此强大的工业实力与先进的科技力量，普鲁士德国将仍是“微不足道”；然而事实上，它成为了欧洲最强大、最高效的军事强国，能够同与其相邻的大国中的至少任意两个进行较量，并且事实上一旦出现全面冲突的话，有可能会碾压整个西欧。此外，如此规模的经济扩张意味着德国不仅正在欧洲破“茧”而出，而且还具备了一个世界大国的早期特征——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国外的政治影响力、攫取殖民地，以及不断扩张的舰队。所有这些都必然意味着英国自身的贸易、殖民与海上地位的相对削弱，除非它相应地能够扩大出口、进一步殖民扩张并建造更多的舰船，从而保持两国最初的相对地位。值得补充一句的是，被迫进行自我调整的不仅仅是英国，而是德国所有的邻国（法国、丹麦、 奥地利、 俄国），以便适应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随着德国天然的经济潜力得到迅速开发，权力政治的平衡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
当然，要不是由于另外两个因素存在，英国或许本不需要对德国国力的如此 “溢出" 做出回应。首先是地理因素。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个新兴的、充满生机的、高效的军事帝国处在英国的安全距离之外——例如，位于远东（像日本）或是位于西半球（像美国），那么它在英国所引发的焦虑不安就会小得多。即便德国势力的溢出被集中在向东挺进上（Drang nach Osten），它也不可能像这样立刻激起英国的回应；无论是1914年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在英国政府中主政的那几代领导人都一致认为，东欧的命运总体上和他们并无太大关系。然而地理上的接近让德国的海上扩张（进入北海范围之内），以及她可能的军事征服（根据施利芬计划入侵西欧），被英国看作对其国家安全的一种实质性威胁。
第二个额外因素是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提出的，在“自由的”英国和“反动的”普鲁士之间，两国在政治观点与实践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该差距自此之后从未得到显著弥合。然而，更加不可能的是，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反感便会导致公开的冲突——因为英国的激进派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都极不希望出现一场北海大决战。就算这是唯一的理由那也足够了。这种相互之间的敌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逐渐在两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心中生根发芽了（他们频频提到“普鲁士军国主义”或“小店主”便说明了这一点），从而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解释性力量，一方面它证明英国为维持“欧洲的自由”不受容克地主的破坏而进行干预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它证明，英国这个小店主之国企图维持其不合理的世界霸权以及有意冻结的欧洲均势，德国打破这种企图的措施是合理的。
然而这段时期的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局限于权力政治领域。从前文各章节的分析可以看到，根本性的社会趋势，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成长，对变化中的英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它诱使德国受到围攻的精英分子们企图借助海外扩张来摆脱困境，而当他们随后由于未能获得“阳光下的一席之地”而沮丧时，又再次重复俾斯麦的那种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内问题的策略；而根据陆军的作战效能规划，这便意味着军队的西进和可能同英国出现的冲突。“社会问题”的加剧另外还有着间接的影响，因为它促进了德国中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右倾转向，只要德国的政策有足够的“民族性”，他们就会支持政府当局；在这个语境中，“民族性”的意思或多或少相当于对当前国际现状的拒斥。在英国，工党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则更加复杂；但我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样的一种国内趋势，恰逢英国的外部事务正面临日益惨淡的前景，导致了对统一党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于是逐渐使它进一步右倾，从而不断强化了该党的反德立场，而且还使自由党中的帝国主义派与“干预主义者”的策略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爱德华时代那更严酷、更焦虑的政治基调也意味着，同之前更加自信的那个时代相比，新出现的外部挑战者将会遭到更多的怀疑。
该分析中所涉及的其他因素，例如报纸和压力集团，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有效地表达并强化了反对外“敌”的情绪，但其自身往往并不存在一种原动力。同样，在英德关系中，文化或宗教或王室关系等诸多方面并不能清楚地解释两国敌对的不断增加；它们常常能够以多种方式在两国因为欧洲均势以及海军竞赛而出现的利益冲突外独立存在。
一言以蔽之，英德敌对从根本上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详细审视的这半个世纪当中，德国已经不再是“在一群不起眼的王公领导之下的一群不起眼的邦国”；并且源于下述进一步的事实：德国的发展逐渐开始对所感知到的“英国利益”产生威胁；这些经济变化令那些对“拯救帝国”已然忧心忡忡的英国决策者更加感到不安；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关于德国使命的观念，德国的政治势力可以对这些观念加以利用，以应对严重的国内问题。 
（本文选自《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注释从略。）